在共產黨教育下長大的幾代人,對於「長征」的印象,除了其艱苦卓絕之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共宣傳的所謂「北上抗日的偉大意義」。大家知道,「艱苦」本身並不足以成為讓人榮耀的本錢(今天國際反恐大環境下,賓拉登的逃亡之路一定也很艱辛,但這並不能為賓拉登增添光彩),真正要想贏得別人尊重,你必須證明你為之 「艱苦」的事情是一項具有偉大意義的事業——「北上抗日」正是中共在奪取政權後為其「長征」披上「正義事業」外衣而定下的宣傳基調。

其實,「長征」是失敗後的逃跑,根本不是「北上抗日」。根據常情常理推之,大家也可以理解。第一,當時的日軍在東北和華北(「七七」盧溝橋事變是兩年後的事了),中共長征的落腳地在西北的延安,天各一方,日本人的影子都看不到,抗什麼日呢?第二,中共教科書也說「長征」是紅軍反「圍剿」失敗後的戰略轉移,是紅軍自己的求生存,這也證明同抗日根本沾不上邊。第三,在「長征」出發時和過程中,中共並沒有發表正式的《抗日宣言》或者類似的東西。作為一向善於宣傳的中共,沒有這麼做,也足以說明其長征目的並不是為了抗日。

中共《解放軍報》「紀念長征勝利70週年」發表文章說,「紅軍長征是在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軍事鬥爭局勢發生嚴重逆轉的情況下,……是為了尋找紅軍新的立足點,奪取戰略主動進行的大轉移。能不能實現這一戰略目的,直接關係到紅軍的生死存亡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我們可以看出,「長征」完全是「紅軍」亡命尋找安身的立足點,與抗日沒有因果關係。說得好聽點,是「轉移」,說得不好聽點,也就是「逃跑」。

至於國民政府軍為什麼「圍剿」紅軍,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個時候紅軍喊得最響的口號是「武裝保衛蘇維埃(紅色蘇區)」,而不是「抗日」。在堂堂的中國領土上建立另一個聽命於外國(蘇聯)的國家,用今天的話講,中共實際上就是在搞「國中之國」,搞民族分裂。在大多數政府裡,那也是要殺頭的。這是後話。我們可以理解中共紅軍的逃亡之路在國民政府軍的圍追堵截之下是多麼「艱辛」,但是,我們不能讓歷史成為中共手中的麵團。我們這裡要說明的是,中共的「長征」並不是「北上抗日」。

當時在逃亡的路上,中共領導人對逃亡的地點和目標都是模糊的。第一階段,中央紅軍首先南逃湘西,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第二階段,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於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劃,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第三階段,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根據張國焘的回憶錄,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懋功軍事會議上,毛澤東說「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裏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雖然事隔多時,相信(莫斯科)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他(毛澤東)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

眾所周知的是,日本陰謀侵佔我國東三省的明確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所以在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那裏,才會有十四年抗戰之說。所謂八年抗戰,其意為「八年全面抗戰」。中共黨史專家也承認,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是長征已經結束後,根據斯大林的指示(為牽制日本人攻打蘇聯)而做出的政策調整。中共嘴上喊「抗日」,最後結果呢?國軍越打越少,精銳損失殆盡,而中共的部隊由3萬發展到了百萬。正所謂國軍前方硬拚,共軍後方搶地盤。這在央視播放的《八路軍》中表現的很明顯。(明慧週報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