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医治病的手段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内容也许现代人，尤其是被党文化灌输了的人难以接受。然而它在古代却实实在在存在，并留下了历史记载。中医取虫可不单单是取出西医所认识的寄生虫，有些事例用西医根本解释不清。
《名医类案》记载：王海藏（金代名医，李东垣弟子）说：有个叫杨时的病人，患了风气冲心，吃东西就吐，一身枯瘦。就教他服万病紫菀丸。服了二十天后，病人泻出五六块蛤蟆样的肉块和两升白脓，病就好了。还有赵侍郎吃了就吐，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也是服万病紫菀丸后，泻出五七条青蛇和恶脓三四升，病就好了。
《明史》记载：戴原礼（明代御医，朱丹溪弟子）奉明太祖朱元璋的命令，为燕王治疗积聚病。他见以前医生的用药对症，想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就问燕王喜欢吃什么。燕王说最喜欢吃生芹菜。戴原礼说：我知道病因了。开了一副药。当天晚上燕王拉肚子，泻出许多小蝗虫出来，病就好了。
明代名医李中梓《里中医案》记载：南京姚越甫，乙卯年秋天两个儿子都得痨瘵（肺结核）死去，他悲痛不已，潮热咳嗽，两眼昏花，腰脚无力，口吐清痰，唇有白点，服药无效。我说：据脉象为传尸病（中医指一人染虫死后虫转附他人，使家族成员相继死去），有虫在侵蚀内脏，只吃平常药不除虫没有活命的道理。用加川芎、当归的血余散，再加甘遂、天灵盖，磨成粉末，用东边桃树枝煎汤，在八月初二天没亮时空心调服，到了辰时、巳时，打下象小老鼠一样虫子三条，两头尖一样虫子几条。因为病人疲惫，马上用人参一两煎服，傍晚又煎服一两人参。明天凌晨，将粉药减半服用，打下几条两头尖样虫子。另用十全大补丸服用半年后病人康复。虫子用烈火煅死，与雄黄一起研成粉末，装瓶，把瓶盖封死，埋在没有人经过的偏僻处。
明代名医孙一奎《孙氏医案》记载：曾治丁氏痛风，开始诊断为湿痰凝滞经络作痛。五副药后病人因痛的更厉害不肯再服。我也不勉强她，改用醋炒芫花三分、海金沙一分为末，热开水调下。到了晚上病人腹泻一次，下稠痰半盆，腿痛好了大半，稍能活动。半夜众人喝酒未散，忽然听她说腹痛剧烈，请我进里屋看。走到后堂，里面人出来挡住我说，病人已经去世，不必进去看病了。我说：这一定是痛晕，不是去世，怎么可以不进去看。进去后发现病人还坐在便器上，冷汗淋漓，面色发青，好象呼吸中断。执手诊脉，手冷如冰，但用力按还有脉搏。于是我知道是痛极晕死过去了，给她灌姜汤。病人苏醒后慢慢告诉婢女：刚才肚子很痛，然后火光溅出，肛门象被火烧一样，大响一声，不知泻下了什么东西？众人察看，竟然是一条血色泥鳅，长六寸，宽半寸，有眼睛有鳞片，在盆里还可以游动，众人看了都毛骨悚然。
这些例子一谈起来，可能现代西医根本无法相信，不敢相信。可是这里并没有举野史传闻、江湖郎中之类的例子，都是取自忠实、严肃的学术著作。如果要搜罗起更古老的传说、各种笔记中的记载，那例子就更多了。
现代西医发展了解剖，却不知道有另外空间，因此封闭了自己，只承认寄生虫是寄生虫病的根源。然而古代中医所认识的虫远远超出西医的认识。不是西医所说的寄生虫病，古代中医也可以打下虫来，而且所打下的虫很多是长眼睛的，与一般寄生虫差异很大，其实就是另外空间的灵体，它是造成有病的更深一层原因。一些很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古代中医一打下虫来，病马上就好了大半。古代中医的成就不是现代人简简单单用“迷信”二字能抹杀的了的。
古代中医的取虫治病今天已经失传了。在中国大陆，中医被西化、党化了，这些东西他们批判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去研究呢？古代中医取出虫来，用的是现代中医理解不了的方药，现代中医只会开平平常常的方子调理气血阴阳，甚至按西医理论胡乱开中药方，在实践中怎么可能取下虫来呢？古代中国人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医能取虫，因此也出现了江湖游医靠取假虫行骗的手法和现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据此披露什么“内幕”，扬言中医取虫全是假的，其实他们又明白多少呢？
尽管现代人已经陷在假相之中，但取虫这种现象并不能说就绝迹了。《蒲辅周医案》记载蒲辅周用温白丸治疗其舅父“虫蛊”（症状接近肝硬化腹水），其舅父吐出两条虫，八寸长，笔管粗，色黄形似鳝。《王绵之方剂学讲稿》记载某患者用鳖甲煎丸、舟车丸治疗腹水，路上急着要大便，大便出来个绿东西，患者的大肚子一下子就消了。在大陆这样的党文化环境里，虽然人们不敢去讨论它，但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