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的青青再也不肯去上学了。为了躲避上学，她已经尝试着离家出走过。青青不是因为她厌弃学习而不肯去上学，她不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即使她没有上学了，她自己还是时常把以前学校的课本拿出来看。很多时候，她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书，她识的字可能超过同龄的孩子。然而，她实在不想去学校，不想面对那些给她留下沉重阴影和恐怖记忆的校园。

学校里那可怕的一幕让她心惊胆颤。二零零八年的一天，老师从课堂上把正在上课的青青叫出去，让她到办公室去。青青是个乖孩子，看到老师严肃的表情，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跟着老师到了办公室，在那里几个陌生的大人在等她，是来询问她修炼法轮功的妈妈胡慧芳过年期间带她去武汉市洪山区柴林宾馆上冬令营的事。

参加冬令营本来是一件愉悦的事，但当时在冬令营上课期间，中途突然冲进来的大批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一处）的便衣，孩子们不知道为什么便衣特务要冲到课堂里来抓人，那个场面是那些参加过冬令营的孩子不愿回忆的一段往事，那恐怖的景象，给在场的孩子们留下的阴影无法抹去，给孩子心灵造成的创伤难以抚平，孩子都不愿再回忆那段往事。

自从妈妈带她参加了冬令营，妈妈胡慧芳和另一位修炼法轮功的陈曼老师被带走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妈妈，她做梦都在想自己妈妈。

此时的青青才知道，在学校办公室内等她的这些陌生人是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一处）的便衣人员，便衣人员询问了她一些事，并认真记录，最后让她签了名字，并按了手印。作为一个九岁的孩子，便衣人员为什么要来询问并记录这些她不明白，记的是什么她也不清楚。

后来法庭上就是出示的便衣人员询问他们几个参加冬令营孩子的笔录作为所谓证据，给她妈妈胡慧芳和老师陈曼，及周肖军叔叔判刑，据参加庭审的说，公安提供的几个成年证人的口供都是伪造的，律师做的是无罪辩护，指出公安是非法抓人、非法关押、伪造证据等。青青当时哪里知道，这个案子就是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一处）的便衣特务利用拼凑出来的孩子们的口供和一些伪证，加上一个走过场的庭审形式就判了妈妈和老师的刑。

青青的童年，从出生后不久就伴随着不安定，充满了惊吓与恐惧，青青是个忧虑的孩子，从记事起，就随着父母过流离失所的生活，青青的爸爸张伟以前是个工程师，从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便失去了工作，在躲避被抓捕中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而青青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青青从小就随着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青青和父母要躲避的是随时会发生的抓捕，而抓捕他们的又是无处不在的公安人员。

青青的忧虑来自于对父母的担心。青青从小就发现，自己的父母自身都时时处在危险中，父母除了能给予她关爱，给不了她任何保护，因为修炼法轮功的父母处在被抓捕的境地。她似懂非懂地发现最危险的人、给她们家带来威胁的人，却是书上讲的“维护正义的公安警察”。这是她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她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是让她和她的亲人不幸的根源。公安一处的便衣可以随时带走她的父母。一次父亲稍有不从，就被几个公安按在地上，反拧双手拽走，透过父亲凌乱的头发，青青看到父亲痛苦的表情，青青孤独地放声大哭，那年青青四岁。

这使青青养成了一个习惯，一听到敲门声就很紧张，不敢随意开门，要先躲在门后向外张望，怕公安冲进来抓人。

为了维持一家生活，青青的父亲张伟送过牛奶、摆地摊、做夜市，因为妈妈被抓后无人带她，父亲每天地摊要摆到晚上十一点多，青青只好被留在家里。青青是个坚强的孩子，面对家庭的不幸，她默默承受着。

二零零九年七月，青青的妈妈胡慧芳和陈曼老师被劫持到女子监狱，在那里青青看到自己的妈妈，看到拖着病痛的身子的妈妈。小小年纪的青青无法承受，这使她更加痛苦，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一处）的便衣特务和那些大人诱导她谈的，并让她按了手印的东西，就是用来关押和摧残她妈妈和陈曼老师的材料。

十一年的迫害，十一岁的青青已经承受了十一年，还要承受多久，青青是不得而知的，这场残酷的迫害还没有结束，以后的漫长苦难岁月还要有多长，孩子不得而知。孩子的父母和师长还在监狱中忍受着痛苦，承受着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安徽报道）安徽省亳州市法轮功学员杨金英，于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被中共恶警迫害致死，身后留下两个当时还在读中学的儿子。日前，杨金英的大儿子王磊就母亲被迫害致死一案，控告亳州市谯城区公安局，要求依法查处直接责任人。

杨金英是亳州市谯城区观堂镇周庄的一位安份守己的普通农妇，修炼法轮功后更成了人们赞扬的好人。然而因她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二年四月被当地谯城区公安局恶警绑架，遭受酷刑逼供，被折磨得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在她生命危在旦夕时，中共还宣布判她三年刑，之后才通知她儿子签字保外就医。杨金英出狱几天后，于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含冤离世，年仅五十三岁。

杨金英的儿子王磊在控告书中对比了父母修炼法轮功之前的悲惨生活状况及修炼法轮功后的幸福，揭露了中共恶警对他母亲令人发指的罪行。

以下是杨金英的儿子王磊的控告书简述：

修炼法轮功前，父亲嗜烟酒如命，想戒又戒不掉，性情暴烈脾气坏透了。母亲则是一个通情达理，心地善良、勤劳正直又十分孝顺的农村妇女，可是体弱多病，肺病、胃病、关节炎等十几种病时刻折磨着她，四处求医，花了家里大量钱买药，却作用甚微；再加上两个孩子上学，经济情况可想而知，家里时常笼罩着一层苦闷。常常听母亲叹息：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呀？

一九九六年，邻居给了母亲一本法轮功的书，从此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功，她的病奇迹般的慢慢好了，体重也增加了，破天荒的达到了一百斤，脸上红润，久违的笑意又露出来了，整天忙里忙外烧锅做饭，喂猪喂牛，下地干活，孝敬奶奶也不喊着累了。父亲也不再吸烟喝酒了，脾气和善多了，我和弟弟也分别考上了亳州一中和三中的高中，整个家庭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中。

二零零二年四月的一天，观堂派出所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手续的情况下，抄了我的家，并强行带走了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母亲。一个月后，我才在海晶宾馆的一个房间里见到了被折磨的骨瘦如柴的母亲，谯城区公安局国家安全科把我母亲从监狱弄进这个宾馆，进行毒打、拉背铐，逼迫母亲写“悔过书”“揭批书”。

在长达一年半的监禁中，他们对我母亲实施了各种手段的迫害，人格上进行侮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一般常人还讲打人不打脸，可他们对我的母亲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专对脸打，手打痛了、累了，换鞋底再对脸打，一次就打了三百多个嘴巴子。肉体上折磨：他们把母亲双手铐住，吊起来，脚不沾地一天一夜，用皮带对身上抽打；他们还在精神上威胁恐吓，常常几个人连推带搡，大呼小叫：要不老实，你两个儿子不准高考，就是考上了也上不成。在寒冬腊月，他们用冷水向母亲身上浇水；在38度的酷暑天气下，他们逼母亲站在水泥地上曝晒。

母亲的体重锐减，从过去的一百斤下降到四、五十斤。同狱的人看母亲可怜，把家人带给她们的牛肉，分给母亲一些，这样母亲便攒了五六袋牛肉，有人问：你瘦成这样了，为啥不吃送给你的牛肉呢？母亲断续的回答：我的两个儿子都快要高考了，他们更需要营养。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她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而狱医竟还灭绝人性的在她被放出来的前一天晚上，给她灌了一碗辣椒水。

母亲是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生命垂危时，看守所怕承担责任，才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的。这期间他们还判了我母亲三年刑。母亲被我和弟弟接出后送进恒康医院，医院检查后立即就下了“病危通知”，没几天母亲就睁着眼含冤离开了人世。

上述一条条令人发指的罪行，真实存在的人间地狱，食人民俸禄的警察成了执法犯法、残杀无辜百姓的刽子手，把我一个仁爱、忠厚、善良、健康的母亲折磨的遍体鳞伤，不言不语、直至一具干柴般死不瞑目的尸首。

我要求依法查清案情事实，并给直接责任人以法律严惩，以慰死去的人的灵魂和活着的人的心。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承德市法轮功学员纪淑君，四十六岁，原来在烟草专卖局任会计工作。于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从体弱多病到无病一身轻，身心健康，在单位工作任劳任怨，是公认的好人。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纪淑军多次遭受迫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被恶徒头朝下、拉两脚拖到大厅罚站，现被关在劳教所一大队严管队，致使纪淑军身体非常虚弱。

第一次劳教被活埋至脖子

二零零一年纪淑军进京上访后被抓，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期间经历了非人的折磨，经受过电击，打耳光，戴脚镣，恶警强行将她跪在沙石上，长时间跪着膝盖都流血。并经常带到外面折磨迫害，恶警用大埋活人的酷刑，将她活埋至脖子快要窒息，妄图让她放弃信仰，致使她三个月起不了床。纪淑军曾多次绝食抗议。

三年后，纪淑军从劳教所回来，也不断的遭到当地恶警骚扰；二零零六年被迫离家出走到了张家口赤城，在那讲法轮功真相又被中共三次拘留。

第二次遭非法劳教迫害

二零零九年在纪淑军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人恶意举报，纪淑军被非法劳教两年，关在石家庄的河北省女子劳教所，现关在一大队严管队。从劳教所出来的人打电话告诉纪淑军家人说，纪淑军又被迫害，现在身体状况不好。

纪淑君在劳教所中经常遭恶警、恶犯的毒打、罚站等折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恶警侯俊梅就以纪淑君上厕所没打报告，把她铐到厕所的暖气管上四天四夜进行折磨。纪淑君绝食抗议，遭受折磨性灌食迫害。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纪淑君被恶徒头朝下、拉两脚拖到大厅罚站，纪淑军绝食抗议，二十六日遭折磨性灌食。恶警队长王伟卫、侯俊梅等多次指使普犯宗东荣、张旭、闫秀英将纪淑君强行抬到劳教所医院野蛮灌食，致使纪淑军身体非常虚弱。

河北省女子劳教所一大队恶警大队长王伟卫二零一零年六月份指使恶犯对法轮功学员胡苗苗进行流氓变态性摧残，使她身心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害。到二零一零年十月，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又开始一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许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会见亲人、打电话，同时强制每晚看“殃视”的谎言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