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二十三年五月,齐国的相国崔杼弑齐庄公。齐国太史伯秉笔直书说:“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见了大怒,于是杀了太史伯。然而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毫不犹豫,仍然记下了“崔杼弑其君”,于是也被杀掉。三弟太史叔继承兄长遗志,再次写下“崔杼弑其君”,又被杀。最小的弟弟太史季与三个哥哥一样视死如归,仍旧写“崔杼弑其君”,并对崔杼说:“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崔杼被其正气所震慑,放弃了歪曲历史的想法。当太史季出门时,看到另一位史官南史氏手持竹简而来,便问他来此何干?南史氏说:“我担心你也被崔杼杀掉,无人记录史实。”说罢将手里的竹简给太史季看,上面也是如实记载着“崔杼弑其君”。

这样的故事,在现代许多人看来简直如天方夜谭一般,仅仅为了一句真话,这些史官竟然如此前赴后继,大义凛然。但我们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基点(见本版《传统文化是社会道德的基石》)来看便不难理解。从根源讲中国人遵从的基本道德规范,并不仅仅因为它来自圣人的教诲,更因为人们从骨子里相信这是上天给人规定的做人准则。

上天规定的道德规范是永恒不变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即使在互为敌对的阵营,人们也对恪守忠义之士由衷敬佩。关公身在曹营而心常念刘备,不忘与结义兄弟共死之誓,曹操也不得不佩服叹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为民族力战,宁死不降,壮烈殉国。敌对日军也不得不佩服张自忠将军的忠勇,列队脱帽向张自忠遗体敬军礼,用上好棺木盛殓并恭恭敬敬竖立灵牌。

正是对永恒的天理、天道的信仰,才可能形成中国人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社会道德规范,才可能孕育出不屈的苏武、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忠义千秋的关公、精忠报国的岳飞、一片丹心的文天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华民族的精神就在这种薪火相传的道德正气涵养下得以延续五千年。

然而,中共建政后,用无神论的灌输彻底摧毁了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信仰,传统价值观被颠覆,衡量善恶的道德标准被随意改变。一会儿,阶级划分决定了一切善恶,所以谁对国民党抗战将领的缅怀即是立场不明;一会儿以个人财富划分阵营,有钱便是罪恶;一忽儿“党定了性的”,便是“X教”;一转眼有钱、有权才是大爷……

所以今天许多迷失了的中国人,真的敢于为了一己之私而“无法无天”。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社会贪腐不绝,色情泛滥,污染遍地,不但有专门残害婴儿的毒奶粉,还有婴儿被车碾而无人问津,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对许多人来讲,什么仁、义、信仰都是虚无缥缈的,只有挣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许多人的理解力也仅限于“胳膊拧不过大腿、不让炼功就别炼了,还是实实在在捞钱实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承传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已经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而民族精神也面临着浩大的劫难。

然而在这信仰迷失、物欲横流的滚滚污浊之中,却始终有一股清流令人耳目一新。1992年传出的法轮功,以简单的三个字“真善忍”,涵盖了民族精神中的精华。习惯了口不对心的政治表态的人们学会了说真话,习惯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们学会了善待他人,习惯于“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人们学会了宽容忍耐。对于佛道神的正信,开启了我们心底都存在和渴望的善念良知,社会的风气乃至民族的精神也重新获得了净化和升华。人们如获至宝,奔走相告,修炼者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

1999年7月20人,那个对拥有上亿信众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妒忌得发狂的小人公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时穷节乃见”。这场集古今中外造谣、洗脑、酷刑、株连、虐杀和精神摧残手段之大全的迫害,却未能阻止法轮功学员挺身而出讲清真相的脚步,他们所承担的肉体和精神痛苦、以及背后深刻的原因和巨大的责任岂是“舍生取义”这四个字所能涵盖?!

如今将近13年已经过去,面对整部国家机器的全力迫害,法轮功学员作为一个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整体,仍然顶天立地、傲霜迎雪。

更难得的是,他们没有诉诸暴力,甚至没有慷慨激烈、骂贼而死的行为,一直秉持着和平和理性,心平气和地讲述真相。这来自全社会千百万弟子前无古人的浩然正气,这难道不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全面回归和超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