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南海相邻的“西安门大街”，是当时国务院信访局的所在地。中国设立信访制度的本意，是为了使群众疾苦有一个下情上达的渠道。上万名群众直接来到国家最高的信访部门，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次大规模的群众和平上访，事后被海外媒体简称为“425事件”。随后，法轮功，这一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功修炼方法，通过海内外媒体的传播，迅速成为世界新闻的焦点。尽管在以后几年里，中国的官方媒体对于此事件和海外媒体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紫禁城红色围墙（见图）；而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才是紫禁城的红色围墙，以及中南海西门。众所周知，中南海的正门是面向长安街上的新华门。事实上，4月25日在长安街上并没有上访群众聚集。人群主要分布于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并且无人聚集在中南海红色围墙的一侧。
在随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现场录像中，并没有出现示威中常见的情绪激动的人群以及斑驳的标语、喧嚣的口号等。很明显，上访群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击”事件。
上万名法轮功群众的这次和平上访是为什么呢？
1 “风雨欲来”
自1992年传出的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核心指导修炼，因为功效显著，简单易学，免费教功等特点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然而，修炼人数的快速增长，却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而一些嗅觉灵敏的政治投机者，也觉得施展身手的机会来了。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把当时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的《转法轮》当作“伪科学”进行批判。一个月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大法书籍。
从1997年起，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手中的权力，命令公安系统在全国秘密调查，企图寻机取缔法轮功；而以罗干的亲戚何祚庥为首的一些人，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发表批判法轮功的文章。
1997 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1998年又多次发出通知，秘密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这些秘密调查虽然并未发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各地却因为“通知”的误导引发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
2 “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一份全国性期刊上又一次发表文章，说炼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会使中国亡国。
文章中对法轮功毫无根据的指控，尤其是亡国的帽子，使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炼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于是，人们本着善意自发的去天津教育学院跟编辑们反映真实情况。开始的时候，编辑部的领导出面接见了法轮功学员，表示愿意更正这一不实的文章，但第二天却突然改口，拒绝更正。
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捕45人。天津市政府的官员还告诉上访学员，这件事天津直辖市管不了，要说明情况就要找直辖市的上一级－－北京的中央政府。
3 和平上访
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使人们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央高层的压力。但是，法轮功学员们坚信按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没有错，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法轮功是好的。抱着信任政府的诚意和澄清误解的心愿，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
据法轮功学员，原广东省政协委员高大维回忆说：“大概10点多吧，就是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那么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那么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到送完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的书籍。”
朱总理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清华大学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杨清回忆道：“4.25的晚上，大约9点多钟呢，进去的代表出来了，出来告诉大家要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反映，国务院会把这些意见进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就觉得呢，领导上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当晚10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
425 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国际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不少人由此对中国政府产生了新的希望。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法轮功这个由最基本群众组成的修炼群体是如此的不同凡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