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底的一天，里格（Lilge）女士在德国的一个电视新闻节目中，突然看到很多中国人站在中南海旁边的街道上请愿的镜头。她立即想到：什么时候中国有了集会自由？这不会是共产党政权设下的圈套吧？这些人很和平理性，他们向政府表达想法，说明他们有参与意识，希望自己参与决定自己的未来。一个独裁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她看到的就是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的集体大上访。
亲身体验东柏林的恐怖
身为德国一份双周刊报纸的总编，她对共产党国家事务的敏感，不仅来自于她的知识面和对时事的洞察力，更是来自于亲身经历。她7岁前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柏林。在大人的谈话中，她经常听到“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夜里某某人被苏联红军带走了”的话。当她的父母听到敲门声时，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西德的报纸藏起来，把西德的广播调到别的台，然后才去开门。父亲告诫她，在外面只许和别人谈论天气。他怕小孩子不懂事，说出家里的这些“机密”。1950 年，里格·施托蒂克女士一家终于得到机会，移居到民主体制的西柏林了！
现已年近七旬的里格女士谈起童年在东德的生活时，仍能感受到当时埋藏在心底的不安全感。当1999年4月她在电视上看到，在中国那样一个管制非常严的共产党国家，居然这么多人在政府所在地旁边停留了这么长时间而没有遭到警察的干扰，而且还允许国外媒体拍摄下来时，她就开始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希望不要发生1989年屠杀学生和市民的事情。
看到“4.25”的报道和几份当事人的报告以后，她大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1999年4月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的起因是天津的一家杂志上登了一篇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很多法轮功学员前去陈述真实情况。报社一开始态度很好，但后来突然态度大转弯，把警察叫来了。防暴警察抓捕了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有的学员被打伤。其他学员继而到天津市政府上访，市政府不管，让他们到北京去解决。这样，法轮功学员们来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其它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也加入了上访。信访办在中南海附近，警察引导他们站在了中南海周围的地方。没有人有过激行为。
另一种结果
在里格女士看来，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德国，在每一个步骤都可能是另一个结果。如果在德国有杂志登了一篇不符合实情的文章，有很多人和平地去报社讲理，报社不会对这么多读者的呼声置之不理，因为德国媒体是独立的，唯一给他们饭碗的“上帝”是读者。这么多读者来了，说不定报社的总编都得关注这件事。如果真是报社的错误，他们会更正自己的错误，也不存在什么“上面”下达一个“精神”要他们如何对待读者，更不会叫警察。退一步讲，就算德国杂志社叫来了警察，警察也只是在旁边观看。以里格女士亲身参加过多次游行的经验，除非发生暴力冲突和侮辱性的言行，否则警察是不会介入的。而中国警察抓捕人的标准，按照里格女士的看法，不是以是否发生暴力事件和侮辱性的言行为根据，而是共产党对此事的态度－－以态度定罪，这就和当年苏共带走东德人一样，说带走你就带走你。
再退一步，就算德国警察错抓了参加和平集会的人，这些人可以去告德国政府，因为德国政府必须遵守宪法，保障公民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而且法庭是独立于政府的。2002年江泽民访德期间，德国警察妨碍了法轮功学员的集会抗议的自由，被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经过法庭调解，德国联邦内政部和几个州内政部，纷纷公开发表书面道歉信。里格女士觉得这很正常：法律高于政府和任何个人，这在西方国家就如同面包和水一样重要。
借口与本性
当江泽民在“4.25”之后不到三个月便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的时候，里格女士再一次证明了她在60多年的岁月中作为西柏林人和一个世界公民对共产党的认识：把人逼到无路可走，当人合理抗争的时候，哪怕是和平、合理、合法的抗争，也要找借口迫害。回顾她所看到的大量关于法轮功在中国遭迫害的报告和证词，里格女士的结论是，法轮功这样一群把对“真善忍”的信仰视为和生命一样珍贵的人们，就算没有“4.25”的集体上访，共产党也会制造迫害的借口。迫害法轮功不是因为“4.25”，而是因为共产党控制、镇压人民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