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七二零”）之后被中共迫害，被非法关押长达十个月，在求安逸心、怕心等执著的带动下，放弃修炼长达五年，直到二零零五年才重归大法修炼。
离开法轮大法后的五年中，我随波逐流，道德极速堕落，与迫害前和重回大法修炼后高尚的道德风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师父说：“人类社会的道德滑到这一步的时候，人类的观念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那么变化、发展到这一步了，要想叫人自己走回来是不可能的了。什么人、什么理论、什么办法也不能使人再回去了，只有大法才行。”（《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我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七二零”之前：我医德高尚，广受赞誉
我是一名军医，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前，工作中以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对患者关爱有加，态度亲切和蔼，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尽量以最少的时间和金钱治愈他们的伤痛，从不收受红包，从不拿药品回扣，医德风貌得到医院领导的多次公开赞誉，更是得到众多患者及家属的一致称赞。下面仅列举几例。
由于医院地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沟通障碍，医院专门配备有专职的翻译，通常翻译到点就下班。有些偏远地区的患者很早出发，赶到医院时已经是中午下班了，其他值班医生基本都是等下午上班翻译来后再处理，患者要在门诊等几个小时。凡我当班的时间，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骑自行车去找翻译，及时处理，需要住院的及时送到科室，不需住院的处理完后就让他们尽早往回赶路。有时翻译嫌烦，我就以大法的法理给他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再加上翻译与患者同民族，后来他也很配合，甚至代他同胞感谢遇到我这样的好医生。
许多少数民族老百姓很贫困，卫生条件也差，身上气味很大，科室的病床都是将汉族和少数民族分开的。到少数民族病房查房时，医护人员都是戴口罩简单问几句就出去了，时间长点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作呕。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十八岁的少数民族少女，全身患有严重牛皮癣，想要轻生，不吃不喝，也不配合治疗。为了对该少女进行心理疏导，树立生活的信心，我在翻译的配合下对她进行了二个多小时的心理治疗，使她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她的父母家庭很困难，我还尽可能地给他们关照。她父母非常感动，就问我家在哪里，我猜他想送东西，就婉言谢绝。
然而，一天晚上十二点多，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她父亲提着个大袋子挤了进来，诚恳地说：“医生，我们家实在没啥好东西感激你，只有这些鸡蛋，你一定要收下！”少数民族百姓有个观念：他诚心给的东西，你不收，他会认为看不起他。我打定主意在他出院的时候送药给他，就收下了蛋，然后问他：“你咋找到我家的？”他说：“中午下班的时候，我远远地跟着你才找到你家。”我数了一下，三百多个鸡蛋，我按市价折成钱买成药品出院时送给他们，在科室门口，那位父亲突然跪倒在地要磕头，我赶紧扶他起来，再三安抚，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医生都是这样。
次年夏天，有一天门卫喊我说门口有人找我，原来是那父亲从几十公里外赶着马车送来了一箱第一茬成熟的葡萄。
而同医院的多数加入中共成为党员的医生，不但服务态度差，收红包，拿药品回扣，甚至主动向患者家属索要烟酒等礼物。有一个和我一起坐门诊的医生，为了拿CT开单提成（医院为挣钱，鼓励医生多开CT，开一单奖二十元），不管病情是否需要、患者经济能力能否承受（多数少数民族百姓很贫困，带一、二百元钱看病住院非常普遍），一个上午甚至能开出二十多人次的CT检查，很多人只是感冒头痛而已。而我一周通常只会开出几单（确实病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