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之后，极力把1999年4月25日的万人上访事件称作“围攻中南海”。十三年来这个谎言迷惑了多少中国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这是中共为迫害找借口。

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就是当时的历史画面。请读者自己想一想，发生了“冲击中南海”这样的政治大事，警察还会如此悠闲么？我们看到照片中的人群大部分在低头读书——有这样“围攻”的吗？大家知道，中南海的围墙是暗红色，可是画面中的人群背后却是灰色围墙，这“围攻”的是中南海么？

事实真相是， 1999年4月11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的文章。该文以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段，指名恶毒攻击、陷害、诬蔑法轮功。

4月18日至24日，部份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反映实情。23日和24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逮捕法轮功学员，致使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抓。法轮功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法轮功学员4月25日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因为人多，聚集在信访办周围的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紧邻中南海。当日，在国务院总理和法轮功学员代表对话，合理解决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晚上学员们散去时，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

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和对正信与公义的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4•25”上访被称作“中国历史上最理性平和的大规模上访”。

4•25当晚，江泽民出于妒忌，强行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1999年7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

春秋时鲁国的学者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品性端正，贤而有德。他住在鲁国费邑时，有一个和他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就跑去跟他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母神色泰然地继续织布。过了一会，又有人跑来跟曾母说，曾参在某时某地杀人了，官府在追捕他。曾母还是继续织布，但心里却放不下了。又过了一会，第三个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说，曾参杀人了，在某时某地。和前面两位说的一模一样，曾母再也沉不住气了，丢下织布的梭子，跳过围墙逃走了。

这个典故告诉我们，在当事人不在场或不能为自己申辩时，流言有多么可畏！历史上因听信传言而酿下千古遗憾的例子有不少，然而翻遍古今中外的书，没有比当今中共对法轮功的诬蔑和仇恨宣传更毒害人心的了。

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大法迫害、诬蔑时，曾在全国各大媒体反复宣传，称练功练死练疯了。“井架上吊”就是其中一例。

据中共喉舌报导说：四十七岁的李友林，因练法轮功而自杀。然而二零零一年四月，一位和李友林邻居十年的正义人士透过重重网络封锁，向国际著名媒体明慧网透露了李友林上吊的真实情况。

李友林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安恕镇的农民，后举家搬到辽源。李家很穷，靠李友林每天推着手推车，上市区给人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由于没有修车执照，也没有固定的修车地点，他经常被警察赶跑。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李友林所有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被城管没收了。失去了最后的谋生手段，李友林丧失了生活的希望，于是喝了很多酒，在家人入睡后，到山上上吊自杀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他上吊了，就打110报警，警察来到现场。左邻右舍的人都去看。李友林的妻子也赶到山上，哭诉丈夫的死因，还说要告城管部门，是他们害死她的丈夫。围观的人都很同情他们。警察把李有林的遗体放下，运回家中。

可是中午时，警察又把李友林的遗体抬回山上吊起来，并摆了一张法轮功师父的照片，供上了酒，重新录像和拍照。这时李的妻子也反过来说李友林是练了法轮功才自杀的。

法轮功学员不抽烟、不喝酒，这个被称为自九七年就开始练法轮功的人，怎么会用酒来敬师父呢？再则，法轮功中有明确规定“炼功人不能杀生”，“自杀是有罪的”。

李友林的邻居还揭露，中共媒体说李友林从单位拿回一本法轮功的书籍。李友林是农民，没有单位，也没有上过班，不可能从“单位”拿回法轮功的书。李友林有精神病史，而且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这是邻居们都知道的事实。

这样一个被暴政逼死的“贫苦农民自杀案”，却被中共嫁祸到法轮功身上，并通过电视、广播等反复向全国播放，欺骗百姓。

一个心底无私的人为什么不能向自己的同胞、政府堂堂正正地讲真话？试问当我们的父母遭受不白之冤、饱受造谣诽谤的时候，我们是站出来护卫自己清白的双亲，还是躲藏起来明哲保身，或者是站到强权一边参与做恶？ 

“慈父遭谤子不在，世人都会骂不仁。”作为深深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在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遭受谣言恶毒攻击，福益身心的宇宙大法蒙难人间的时候，我们站出来，用最和平的方式，用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依法和平上访，向中央政府坦陈利害，澄清事实。善良的同胞，我们何罪之有？ 

在所有的宣传舆论都一边倒，而我们却被剥夺了依法上访的权利、一切言路受阻的情况下，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寻找能说话的地方讲清真相，这能叫“闹事”吗？面对开除公职、党籍，面对残酷的拷打、非法判刑，我们仍然保持着和平理性，您见过这样“闹事”的人群吗？ 

这不是“自讨苦吃”，因为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也是为了您──我的同胞，能够明白真相，从而使您的生命有个美好的未来啊！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为栽赃法轮功而一手炮制的震惊中外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后改口为七名。

面对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这个惊天惨案的确使众多不了解事实的人们被蒙蔽，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怎么能包得住火呢！在随后的多年里，一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情人透露，这场所谓的“自焚”案完全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下面是一些明白人给明慧网的投书。

明慧网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以“天安门分局警察透露自焚栽赃案内幕”刊登有这样一条消息：作者的亲戚在天安门派出所（后改为公安分局）工作。这个亲戚在所谓天安门“自焚”案事发的前三天就已经接到内部通知，说是有人要来“自焚”，让他们做好准备。结果三天后，真的就发生了所谓的“自焚”惨案。可见这件事是公安内部事先就已经知晓并策划的。

再比如明慧网2011年2月1日登过一篇文章，作者讲述了张素坤老人生前对他说过的一件事，这位张素坤老人就是被恶警电击毁容，后被迫害致死的高蓉蓉的母亲。她说在2001年过年期间，他们全家从沈阳去了北京。结果沈阳和平区新兴派出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片警金大勇跟踪他们一直到了北京的家，并闯进屋骚扰。当张素坤质问金大勇为什么跟来北京，金大勇去说：是炼法轮功的在天安门搞自焚，我们市的副市长及其他市的副市长已经来了四、五天了，就是要管住自己城市的法轮功，在火车站等地方堵着，看见了就带回去。当时张素坤不是很明白，只是回答：炼法轮功的信真、善、忍，怎么会自焚？没想到才过了几天，邪党中央电视台就播出了所谓“天安门自焚”，高蓉蓉的家人都很震惊，怎么这个“突发”的所谓“自焚”，发生在大年三十，而沈阳的副市长及各市的副市长们提前四、五天就来北京了。这分明就是演戏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漏洞百出的所谓“自焚”案，其本身更是疑点重重。很多明眼人一下子就看穿了中共的谎言。尤其是对于天安门广场上警察们背着灭火器，迅速赶到现场灭火这个细节，多数头脑冷静的人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2006年5月5日的一篇来稿，标题是“江城‘的哥’的一番话”，讲的是江城的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表示当中央电视台播放所谓的 “自焚”镜头时，他看了后马上就告诉家人，这都是假的，是演戏。他说：“因为我是开车的，对汽油的性能十分了解，那东西不管洒在哪，洒多大面积，用火一点一瞬间就都着了，而且温度极高。那这边人点着了，等警察找来灭火器，人早就烧成炭了，更没有时间录像了。”

而明慧网2011年2月1日一篇投稿中，一位《光明日报》的编辑更是表示说：我们搞新闻的都知道，天安门广场要扛着摄像机进去，得提前三天申请，批准了才可进入拍摄。除非事先就打申请被批准了，那不就是说明事先就准备好了吗？不是假的吗？

明慧网2006年2月10日一篇文章登载了一位军医对所谓“自焚”案的看法。他说：“天安门自焚案一播出，我就知道这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一看就是假的。进烧伤病房，医生都要把原来穿的隔离衣换掉，穿上烧伤病房专用隔离衣。烧伤病房必须绝对无菌。家属都不让进的，因为呼吸的空气也有菌。电视画面上烧伤者满身缠满了白绷带，而且很厚，一看就不是烧伤，倒好象骨折病人打的石膏。那个女记者穿着西服披着长发采访刘思影，话筒伸到气管切开的地方去了。既然是假的，女记者自然不用管什么隔离不隔离的事了，只要能蒙人就行。” 

法轮功自一九九二年传出以来，在中国大陆有数以千万计的修炼者，但是在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之前的九年和之后的十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另外一起自焚事件。而且法轮功已经传播到海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同是中华文化的台湾有几十万修炼者。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从未在法轮功学员中发生过任何一起自焚事件。修炼法轮功禁止杀生和自杀，并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很显然，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的这把伪火，完全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丑剧。

央视“自焚”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按医学常识，大面积严重烧伤的病人，因为人体防御细菌的第一道防线——皮肤受损，最忌细菌感染，一定要严格消毒要隔离，可记者不穿消毒衣、不戴帽子就用最易沾染细菌的话筒近距离采访“自焚”烧伤的孩子刘思影。

退一万步，就假定中共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死亡案例是真的，就假定全国炼法轮功的人数是中共迫害开始时所谓的仅有二百万人（实际上，一九九八年官方公布全国约有七千万到一亿人炼法轮功），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九年，按中共造谣的死亡1400例算，平均一年两百人，即所谓的炼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仅为万分之一；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六年七年中，全国人口正常的年平均死亡率为万分之六十五，大大高于所谓的炼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而据国内医药学专业期刊提供的数字，住院病人中因药物不良反应而死亡的死亡率至少是万分之二十四，也远远高于法轮功修炼者万分之一的年平均死亡率。退一万步说，假定这1400例是真的，那么它恰恰证明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异功效，而不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