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上海 善正清
我是一个出生在国共内战时期的普通中国人，亲历了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后发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次运动。垂暮之年，回忆历次运动背景下人生中刻骨铭心的点点滴滴，不由得五味杂陈。
大跃进年代，刚入初中的我同其他师生一起投入了大炼钢队伍，一边唱着“1080万吨钢呀呵嘿”，一边把校园建筑内回廊楼道的古色古香的镂花钢铁铸件护栏锯下来。
当时有一个右派在我们劳动组内接受监督改造，听说他原是教研长，后来相信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向党提了意见就被划为右派了。从此惨了，不让教课，去扫地打杂。在我印象中他从不说话，却有一次在我锯铁栏时小声说，别锯得太稀，以免以后发生安全事故。不料，竟有人告发了，还要我在会上揭发右派破坏党的号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罪行。
这件事，特别是后来发生的更令人心碎的事——由于拆稀了楼道的防护栏，我一个要好同学竟失脚窜出三楼跌成了重度残废。两件事的叠加产生的共振效应，在我心中罩上了终生挥之不去的负罪感阴影。
到了高中，碰上了三年“大饥荒”，正逢青春发育期，学校寄宿，31斤口粮本就不够，（因当时根本没什么副食品、油水可补）可怜还得省下6斤补贴家里弟妹，人经常饿得饥肠辘辘，不敢锻炼。可那时报纸上我看到的是我国支援亚非拉多少粮食多少经济援助的高调。这是为什么？我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
大学没上两年，文革开始了，停课闹革命，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串联基层单位支左，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那时的我因为有了初中批右派的心灵创伤，经常告诫自己万事都悠着点。对官方喉舌我习惯抱着侧面或反面看的姿态，譬如当官媒叫嚷紧密团结时，我明白那是四分五裂的局面；高唱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时，无非是在世界上广遭孤立，形单影只，最多是有数的三、两个专制极权政权臭味相投罢了；它号召打倒的可能正是好人……。有了这种判断准则才使自己不为谎言所惑，不跟风盲从。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76年“四人帮”倒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心里又燃起些许希望。可是官倒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形势发展到89年64学运终于爆发。天安门广场的坦克碾碎了学子的血肉之躯，也碾碎了我希冀祖国人民走上民主自由道路的拳拳之心。我心目中残存的一丝对共产党的幻想终于随着坦克的尾气灰飞烟灭。一个动用原本保家卫国的军队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国民的独裁党把自己推到了人民公敌的绝路上，等待它的只能是历史的审判。
共产党在我眼里，只剩下一具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的躯壳而已，行将就木，不值一提。而一个崭新的名字——法轮功，却逐渐引起我关注。
90年代中期听说了法轮功。第一次是听晨练的一个拳友说起的，当时并不在意，认为不过是一种气功而已，自己也在练气功，想以后有机会同其交流切磋，探讨功法。不料后来从电视、电台和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听到看到了打压法轮功的报道。多年积累的观察问题的经验习惯告诉我，这又是一场共产党的声势浩大的镇压运动，而且对象肯定是一群好人。但苦于缺乏资讯，无从获得真相，一时不明白共产党为何对一群炼功群体大动干戈，只能从一则法轮功“围攻中南海”的官方报道中猜度一些端倪：法轮功一定有了相当气候，使共产党感到执政的危机和威胁。共产党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没有民选的合法性，所以就象贼总是处心积虑提防别人会拿走他偷来的财物一样，它也会整日神经兮兮死霸着权力不放。
新世纪初，搬到了新买的商品房，结识了新邻居。其中就有个“法轮功”。
她是我同楼的邻居，善良正义有思想。平时为人低调，却又乐于助人。修身齐家，睦邻友好。她告诉我，她曾多病缠身，几乎厌世，但后来修炼了大法，身体恢复了健康。我端详着她红润光泽的气色，心知所言不虚。江泽民集团为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视，曾开足宣传机器妖魔化法轮功，诬蔑法轮功是一群即使对家人也丧心病狂的疯子。事实证明真正的疯子正是这群疯狂、血腥迫害信仰“真、善、忍”美德的共产党血债派，是他们糟蹋了中国传统文化，把整个官场拖进了贪腐恶俗、道德沦丧的深渊，也腐蚀了全社会。我眼前的这个“法轮功”是个活生生的明例，她的健康气质在无声地告诉我：法轮大法好！后来她给了我动态网，就是俗称翻墙软件，这是法轮功学员开发的破网利器，一举宣告了共产党封锁网路阴谋的破产，从此我和无数网友有了稳定可靠的新闻真相来源，我对共产党和法轮功更有了入木三分的深刻认识。法轮功人才济济，她的信仰是中华文化的璀璨花朵。在此我对法轮功深表谢意和敬意。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更坚信，民主自由是世界历史潮流。善恶有报，天理昭彰，任何与民为敌的反动派除了上历史审判台遭清算别无选择。64一定会平反，法轮功一定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