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从一九九六年起，就暗地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打压。一九九六年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就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一九九七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在全国各地，两次调查都没有搜集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但公安部并不死心，辽宁、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开始强行驱散无辜的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三年中中共的打压、骚扰不断。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中国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发表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引用早已被揭穿的不实案例对法轮功进行栽赃陷害。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以自己修炼法轮功亲身受益的事实反映实情。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三百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四十五人。法轮功学员被天津市政府告知：公安部介入了此事件，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许多警察甚至问：“你们怎么不去中南海？”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局和平上访，而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访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整个过程平静祥和（见本版“一张图再现十四年前上访真相”）。当天由总理朱镕基出面，安排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进入信访局与政府官员和平对话。当晚天津被抓法轮功学员被释放，上访民众和平散去。

当日，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释放天津被捕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

从上述事实可见：“四·二五”的起因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法轮功学员对长期受到中共邪党的政治打手们非法侵害做出的申诉反应。从上访法轮功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的要求只限于维护合法的修炼法轮功的权利，对于政治权力和国家政策毫无牵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