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年代，刚入初中的我同其他师生一起投入了大炼钢队伍，一边唱着“1080万吨钢呀呵嘿”，一边把校园建筑内回廊楼道的古色古香的镂花钢铁铸件护栏锯下来，运到操场上自搭的土高炉去烧。我问老师：这么好的东西锯了多可惜，放在这炉里能炼出钢铁么？老师把眼一瞪：“想偷懒是吧，听党号召没错”。
当时有一个右派在我们劳动组内接受监督改造，听说他原是教研长，后来相信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向党提了意见就被划为右派了。从此惨了，不让教课，去扫地打杂。在我印象中他从不说话，却有一次在我锯铁栏时小声说，别锯得太稀，以免以后发生安全事故。不料，竟有人告发了，老师来问我他同我说了什么，我如实回答了，想不到的是为此事竟开了批判会，还要我在会上揭发右派破坏党的号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罪行。当时，我站在批判会上低着头涨红着热辣辣的脸，嗫嚅着如实说了一遍他同我说的话，那情景犹如我自己在挨批判。
这件事，特别是后来发生的更令人心碎的事——由于拆稀了楼道的防护栏，我一个要好同学竟失脚窜出三楼跌成了重度残废。两件事的叠加产生的共振效应，在我心中罩上了终生挥之不去的负罪感阴影。临初中毕业离校前夕，我恋恋不舍地在校园里兜一圈时，发现一个杂物间里堆着当年我们的辛勤劳动成果——锈渍斑驳的一堆烂铁，旁边散乱着依稀可辨的“15年赶超英国”等横幅。“听党号召没错”？想起老师的训诫，又联想起我愧对的那个右派好人和终生卧床的残废同学，连串的问号始终困扰着我的少年时代。
90年代中期听说了法轮功。第一次是听晨练的一个拳友说起的，当时并不在意，认为不过是一种气功而已，自己也在练气功，想以后有机会同其交流切磋，探讨功法。不料后来从电视、电台和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听到看到了打压法轮功的报道。多年积累的观察问题的经验习惯告诉我，这又是一场共产党的声势浩大的迫害运动，而且对象肯定是一群好人。（节选自《一个普通中国人眼里的共产党与法轮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