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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

大跃进年代,刚入初中的我同其他师生一起投入了大炼钢队伍,一边唱着“1080万吨钢呀呵嘿”,一边把校园建筑内回廊楼道的古色古香的镂花钢铁铸件护栏锯下来,运到操场上自搭的土高炉去烧。我问老师:这么好的东西锯了多可惜,放在这炉里能炼出钢铁么?老师把眼一瞪:“想偷懒是吧,听党号召没错”。

当时有一个右派在我们劳动组内接受监督改造,听说他原是教研长,后来相信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向党提了意见就被划为右派了。从此惨了,不让教课,去扫地打杂。在我印象中他从不说话,却有一次在我锯铁栏时小声说,别锯得太稀,以免以后发生安全事故。不料,竟有人告发了,老师来问我他同我说了什么,我如实回答了,想不到的是为此事竟开了批判会,还要我在会上揭发右派破坏党的号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罪行。当时,我站在批判会上低着头涨红着热辣辣的脸,嗫嚅着如实说了一遍他同我说的话,那情景犹如我自己在挨批判。

这件事,特别是后来发生的更令人心碎的事——由于拆稀了楼道的防护栏,我一个要好同学竟失脚窜出三楼跌成了重度残废。两件事的叠加产生的共振效应,在我心中罩上了终生挥之不去的负罪感阴影。临初中毕业离校前夕,我恋恋不舍地在校园里兜一圈时,发现一个杂物间里堆着当年我们的辛勤劳动成果——锈渍斑驳的一堆烂铁,旁边散乱着依稀可辨的“15年赶超英国”等横幅。“听党号召没错”?想起老师的训诫,又联想起我愧对的那个右派好人和终生卧床的残废同学,连串的问号始终困扰着我的少年时代。

90年代中期听说了法轮功。第一次是听晨练的一个拳友说起的,当时并不在意,认为不过是一种气功而已,自己也在练气功,想以后有机会同其交流切磋,探讨功法。不料后来从电视、电台和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听到看到了打压法轮功的报道。多年积累的观察问题的经验习惯告诉我,这又是一场共产党的声势浩大的迫害运动,而且对象肯定是一群好人。(节选自《一个普通中国人眼里的共产党与法轮功》)

                                               

查帐查出一个好人来

文/大陆大法弟子

我们地区外贸系统有家大型进出口公司的老总炼法轮功。这位老总,工作兢兢业业,经常出国做生意,一笔就是上百万的大买卖,但他从不为自己谋取利益,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同行中威望很高。后外贸改制实行承包制,绝大多数公司都亏本,可他承包的公司却年年盈利。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法轮功学员遭到全面打压,这位老总也不例外。有人想把他整臭整垮,派出审计人员对他进行调查,把公司的账目查了个底朝天,也没查出他经济上有任何问题。审计发现:他不但没贪公司一分钱,而且按承包合同上他个人应该提成的十几万,他也没要。

此事在外贸系统中流传开来,人们说:本来是想查他的问题,结果查来查去,却查出个清官、查出个好人来了。
                                               

执行与服从

一九四四年八月,希特勒任命肖尔蒂茨将军为德军大巴黎市卫戍司令,并命令他一旦巴黎遭到进攻,就要将其彻底炸毁。希特勒还强调巴黎「必须被完全摧毁,无论是教堂还是艺术博物馆。」 

「铁血将军」肖尔蒂茨一九一四年入伍,曾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上级对他的评语是「从未质疑过任何命令,不管这个命令有多么残酷」。然而,这次他领受的在必要时摧毁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巴黎的任务,使他开始在军人职责与道德良知之间犹疑不定。 

就在这时,巴黎起义爆发了。这为他拖延执行命令提供了借口。通过中间人,他告诉盟军,只有尽快占领巴黎,才能阻止这场灾难。八月二十五日盟军潮水般地涌入巴黎市区,德军的抵抗宣告彻底瓦解。巴黎城得救了!

千秋功罪,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共产党气数已尽,我不能等着陪葬去”

近日我遇到侄子的干爹,问他对“法轮功”有什么看法。他说:“原先看电视看的,很长时间没有好印象,对大法资料见了就扔。一次看见两个光碟,好奇看了。才知道自焚全是假的,太气人了,共产党自己腐败不讲理,栽赃法轮功太欺负人了。”

我顺势讲《九评共产党》、讲神要清算它,只有“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他高兴地说:“我在政府里大小是个官员,也亲眼看到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借裁员搜刮民脂民膏,真是民不聊生啊!我早知道共产党气数已尽了,这些官员都没有好下场。我也入过党,有退党保平安的好事快办理,把我家俩孩子的团队也退了,我不能等着陪葬去。”

我说:“必须本人同意。”他说:“保证同意,都议论过了,早看透了,早晚有这一天。”就这样,在闲聊中一家人的性命得救了。
                                               

“抬高一厘米”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

亨里奇的律师辩护称,这些卫兵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并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在这个世界上,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刑,且不予假释。

“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案例,早已广为传扬。“抬高一厘米”是人类面对恶政时的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知出现的一刹那”。这一厘米,可以让人类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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