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黑记者”？

7月7日，韩亚航空214班机在美国旧金山机场失事，各国媒体均对此做了报导。在中共官媒《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相关报导中说，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其微博中对两位遇难女中学生表示了悼念，“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

记者用调侃二名遇难学生来拍蔡部长的马屁，招来阵阵怒骂，称其为奴才记者，没人性得超出了道德底线。

“没良心的职业”

在国外，记者素有“无冕之王”尊称。而在中宣部的管控下，有良心的媒体人被封喉，被迫在重大事件面前集体失声。吉林大火现场，灾民曾对采访记者说：“我和你说了，你敢报吗？”这就是中国记者执业中面临的尴尬和悲哀。甚至有人说，记者在中国是个“没良心的职业”。

名博主王克勤对大陆新闻界有个评估：中国有70万新闻从业者，有记者证的十多万。有人说有记者证才为真记者，此谬误。讲真话的新闻从业者，即真记者；讲假话的新闻从业者，即假记者，不管你是人民日报的还是CCTV的甚至是新华社的；凭记者身份，以报导名义违法犯罪者，即黑记者。

“焦点访谈”节目的黑记者

2002 年初，“焦点访谈”记者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曾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

当时有法轮功学员质问她“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尤其是已烧得焦黑的王进东，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为何能完好无损（见图）。面对大家有理有据的分析，李玉强不得不公开承认：广场上的“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

这个李玉强，不正是那种凭记者身份，以报导名义煽动仇恨，违法犯罪的黑记者吗？

“党”的邪恶基因不让说人话

今年三月央视戏曲栏目主持人白燕升辞职离开央视就说到：“有时候扪心自问，我这一年到头说过几句人话？”一个有良心的人到了那个为党说谎话、鬼话的央视就不能说人话了，虽然他想说的很多，但是党不让说。《九评共产党》中列举了共产党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欺骗是中共内在的本性，只要中共存在，它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奴才记者”、“黑记者”，欺骗中国人。

央视“自焚”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找回中国人的知情权

没有知情权，就谈不上生存权。这一点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不是吗？如果享有正常社会的知情权，多少孩子可以免于毒奶粉的威胁？如果知情权，中国人怎会允许豆腐渣建成孩子们的校舍？如果享有知情权，中国人怎会任由中共官员们的GDP夺走每个生命都渴望的蓝天、碧水和青山？如果享有知情权，中国人岂会坐视地沟油、毒大米、假药横行泛滥？

以欺骗为本性的中共剥夺了所有中国人的知情权。法轮功学员和有良知的正义人士传播真相，揭露中共谎言，不正是捅破了中共信息封锁的黑屋子，不也是为所有中国人争取关乎生命的知情权吗？

“良心记者”：真相的力量

杜斌今年4月27日出席《小鬼头上的女人》香港试映会，亲身阐述拍摄的感触。

记者做报导，关键是“真实”。说真话，不说假话，在中国做到不容易。敢说真话，凭的是良心，虽然这样的记者在大陆为数不多，但他们依然存在。如原《纽约时报》摄影记者杜斌，就是其中的一位。

杜斌因曝光中共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被关押37天，2013年7月9日以“取保候审”名义暂时获得了自由。杜斌称，他没有犯任何罪，就是讲了真话。在杜斌说的很多真话里，有一种真话是最需要说，但也最招引麻烦，那就是关于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2013年5月1日由杜斌拍摄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在网上公演，并在港台两地举行首映会。杜斌讲述拍摄此片的构思，是源于2004年通过由法轮功学员开发的破网软件“无界浏览”看到了境外资讯，也让他首次听闻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其中以牙刷刷女人的私处令他最为震惊。

杜斌说，“这些被劳教的女人，讲述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如何用抻刑、十字吊、悬空挂、老虎凳等酷刑对待反迫害的女人、用子宫扩张器插进女人的嘴里强行灌食数月、以死人床将束缚的女人扒光衣服像死人一样，躺着灌食，躺着睡去，躺着大便，躺着醒来，躺着数月不洗澡，躺着撒尿，躺着数月不刷牙，躺着阴道炎，用电棍放电来击打乳房和生殖器官以及用电棍插进阴道里电击。”

在接受海外新唐人电视台专访中，杜斌提到：朋友曾经多次劝告：你不要碰法轮功，因为谁碰谁死。我则告诉朋友：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信仰，但他们首先是个人！如果我们能忍受这些事情（指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发生的酷刑）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女人生的人！“其实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为了说一句话‘我们是人，不是牲口！’”

杜斌承认报导马三家酷刑，有很多压力，但是有一些事情不做将来就会后悔。他说，将来如果我有了孩子之后，我的孩子有一天问我说：“爸爸，在你们那个时代，你都干了什么？”我就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他“爸爸做了这些东西，无愧于我自己”。“我想我们应该坦荡荡去做事情，任何政权我们都不应该惧色——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这就是真相的力量。”

谁也挡不住追寻真相的良知

油画作品《惊醒》以中国农村现实生活为背景表现了一位乡亲在冬季的午后阅读《九评》的情景。

在重庆周边区县的一个小山村里，一名村干部象往常一样，背着背篓去赶集，回来后竟然发现背篓里有一本《九评共产党》的小册子。回家后，这个村干部认认真真的读完了它。

一日，村干部与邻里的亲朋好友聊天，说到这个事时，感慨的说道：“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把共产党这些年来做的坏事全写出来咯！”这时，邻里中有一个人听的聚精会神，他也想看看这本书，但看到周围人多口杂，又不好贸然询问，于是他悄悄问：“那你这本书怎么弄到呢？”村干部说：“我也不晓得，就是赶集时背着背篓，然后回来就发现了。”

于是这个人也效仿村干部，每次赶集都背着背篓，在集市上转来转去，可是每次回来都发现自己的背篓空空如也，一连好几次都无所收获，于是他又悄悄去问村干部：“为什么我也背着背篓去赶集，就没有发现这些资料呢？”村干部笑着说：“这些东西肯定都是法轮功的人发的，你注意吧，集市上有些人总是喜欢和那些卖菜的聊天，你去听听吧。”

一日赶集，这个人又背着背篓去了，他果然听见了一个大法弟子在给别人讲真相，这名大法弟子讲完真相后，起身准备走，发现有人跟着她，立马警觉了。大法弟子走得越快，这个人跟着越紧，这个大法弟子转过身来大声对着这个人问道：“干什么？为什么跟着我！”原来就是这个背着背篓的老农，他不好意思的说：“哎呀，我看你给他们了一些资料，能给我一份吗？我也想看看，我都来了好几次了……”大法弟子当即愣住了，竟然是个主动找真相的人，可是今天的真相资料都发完了，于是大法弟子跟他说：“你真想看，你等着，我马上回去给你拿，你等着啊……”这人说：“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你快去快回啊。”当然，后来的事大家都应该猜到了，这个人终于如愿以偿拿到那些真相资料了，又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而且，这个背着背篓找真相的故事，在远近十里八乡的人群中流传开来。

说谎作文谁之过

“说谎作文”经常成为大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网络调查发现，83.3%的人承认自己上学期间曾编过作文。孩子们的天性原本都是纯真率直的，而且写真话应该比编造容易得多，那为什么会出现作文造假成风呢？

广东深圳网友“yy74”说：当年在江西农村上学，老师布置作文《美丽的校园》，“有个同学如实写道：‘我的学校一点也不美丽，到处是一堆堆牛屎。’老师看了七窍生烟，把她赶出教室，说她太调皮了。于是我们都不敢写真话，只有编了。”

作文原本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说真话、表达真情实感的平台。可为什么学生们写真事、说真话却要受到打击呢？为何要逼迫孩子们写假话？又为何作文的中心思想要有标准答案呢？写正面人物，就要“高大全”；写观点，就得符合“政治书”、“历史书”的价值观……

老师怎么教、怎么评分是教学大纲规定的。那么教育部为何要实行这样僵化扭曲的标准呢？也许近来大陆媒体披露的《半夜鸡叫》一文的出炉经过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半夜鸡叫》出自于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刻画了“周扒皮”这个典型的恶霸地主形象，然而那些恶行坏事完全是捏造的。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个朴实的农民，勤劳致富买了些地后，仍然省吃俭用，待人宽厚。可因为这些虚构的故事，后来周春富在“土改”中被活活打死。

《高玉宝》的写作指导思想是：文艺作品进行虚构是必要的，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半夜鸡叫》后来还曾被收入语文课本去欺骗下一代人。

说真话，是美好的人性，是人的良知使然。然而在中共的统治下，却要求人们为了“党性”而放弃“人性”，为了“党”的需要放弃良知。党要斗地主，就要说地主十恶不赦；党要大跃进，就要高呼亩产万斤；党要迫害法轮功，全国上下都被要求敌视“真善忍”……学生的“说谎作文”就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依照中共的评判标准，作文内容是否虚假一概不重要，但有一个绝对的要求，那就是作文的价值观一定要和中共保持一致，哪怕这种价值观本身是不正确的，扭曲人性的。如果学生敢于对此提出质疑和挑战，就可能得到零分作文，失去升学机会。所以，孩子就只能写校园是美丽的，祖国是繁荣富强的，领导们是高尚的，党是“伟光正”的……

通过“说谎作文”，我们看到的是中共教育体制的一个缩影，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中共就是以各种利益为诱饵，有意强迫人们放弃独立思考能力，放弃说真话的能力，学会说谎，习惯和中共一起说谎。

如今，回归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回归真诚的社会氛围，已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渴望。然而这一切首先需要我们找回自己的独立思想，寻找真相，走出中共的谎言，摆脱邪恶的党性对心灵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