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中国在1994—1999年，大约进行了18500个大器官移植。而在2000—2005 年，进行了60000 个大器官移植。器官移植学界都知道，现代器官移植的瓶颈是器官供体，没有大量供体的增加，是无法提高器官移植数量的。那么，这图表中的“蘑菇云”——猛增的41500个移植器官，供体源自何处？

中共称这些器官来自死刑犯。但中国的死刑犯数量并没有在1999年之后猛增。大赦国际的数据表明，中国每年处死的犯人都在1600人左右，这仍无法解释2000年以后器官移植数量的迅猛增长。器官移植需要配型，所以如果有病人需要器官移植，即使马上有人捐献器官，也并不一定可用。在海外做移植手术，等待供体的时间通常是几年，但在中国等待时间却往往短至几周。能极短时间内就得到合适的供体，已经证明大型器官供体库的存在。联合国特派专员弗瑞德·诺瓦克指出2000年到2005年间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最残酷时期，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暴增的阶段。而在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被全面揭露后的2006年，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才开始回落。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试想，参与活摘器官的中共鹰犬、冷血医生，难道会对其他百姓就特别仁慈吗？纵容这种残忍迫害好人的后果，是使得邪恶日益猖獗，老百姓对社会正义完全失去希望，最终社会道德日益沦丧。  

随着薄熙来案成为世界焦点，中共极力掩盖的、薄熙来犯下最邪恶的罪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也不断被海外媒体曝光。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非常明确地对薄熙来表示过，“你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薄于是在大连扩建新建大型监狱和劳教所，大量接收、迫害进京上访被捕的法轮功学员。他曾对公安与国安人员下达指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薄熙来又在大连率先以活摘器官和塑化加工尸体来推动、实施江氏对法轮功学员“在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成为迫害的急先锋。

二零零六年起，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通过深入收集到的大量、详实的资料，严谨而精密的论证，对于中国大陆大量器官移植所需的数量庞大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成立的：“大面积的强迫掠夺的一直存在着，并且今天还在继续着”。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大卫•麦塔斯与大卫．乔高将他们持续追踪数年的调查报告整理成《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本进阶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新书《国有器官》出版发行。该书由来自四大洲、七个国家、不同专业背景的作者所编写，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器官移植行径和野蛮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该书收集了证人报告、官方资料、事件发生的时序，对中共的器官摘取行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也印证了中共活摘器官一事诚属详实可信。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命令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的指控和对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责任人进行调查。反酷刑委员会的建议包括：中共需要立刻进行或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修炼者受到迫害和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以确保行恶者被绳之以法并受到惩罚。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三日，曾被评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亚瑟·卡普兰教授在美国费城医学院发表了“使用囚犯遗体做器官来源的道德伦理问题”的学术演讲，重点谈到了中国境内“为需求而杀人”的摘取器官的惊人罪行。

卡普兰教授说，能够许诺在三周内替你找到一个肝，只有“按需杀人”才能做到，而中国许多家医院，特别是军用医院，一度就是这样公开招揽顾客的。在美国或澳洲等国，一般需要好几年、甚至十来年才能等到一个器官，尽管这些国家有着完善的器官捐赠登记制度。

2012年和2013年，美国国会、加拿大国会与欧洲议会都进行了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听证会。《华盛顿时报》、《法新社》、德国《时代周刊》等多家国际媒体都做了相关报道，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中共这一惊天罪行。美国国会众议院丹纳•罗拉巴克议员表示：活摘器官是“魔鬼的行径”，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把参与这种罪行的每个人都绳之以法。 

法轮功学员不懈地追查、曝光“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不仅仅是为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试想，参与活摘器官的中共鹰犬、冷血医生，难道会对其他百姓就特别仁慈吗？纵容这种残忍迫害好人的后果，是使得邪恶日益猖獗，老百姓对社会正义完全失去希望，最终社会道德日益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