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文革中一个极富象征性的场景：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内经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刘少奇的抗议根本就没人理睬，而且此后对他的迫害还在不断升级。两年后，悲愤交加的他被迫害死，火化时竟然连真名都不准用。

刘少奇的遭遇，再典型不过地凸显了法律在中国的卑微处境。

文革结束后，中共高高举起了所谓“依法治国”的大旗，而且把这个口号写入了宪法，但“党比法大”的局面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

就拿迫害法轮功来说，法轮功叫人做好人，不但没有违反任何中国法律，而且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就因为江泽民等一小撮人敌视这个功法，便公然置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于不顾，一意孤行，强行迫害。江泽民说“法轮功是邪教”，党的喉舌就大力抹黑法轮功，自编自演的假戏如：“天安门自焚”、利用精神病人拍摄的“剖腹找法轮”等纷纷出笼。没有任何法律可言。
 
2014年11月14日辽宁鞍山法轮功学员邢丹被非法开庭，法官黄进叫嚣“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该法官还公开宣布：“对待法轮功不是根据国家法律，而是听命于政法委的命令。” 
 
北京朝阳区麦子店地区法轮功学员刘玉娟2014年12月11日被非法庭审，律师为刘玉娟做无罪辩护，法官当庭威胁律师说：“你不想吃律师这碗饭了。”后对刘玉娟非法判刑三年。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理应是法制社会，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党派和个人都不能超越于其上。但在中共这里，法律充其量不过是它的奴仆和玩偶，是用来掩盖暴政和巩固权力的工具。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不仅证明了这一点，也证明了其党自身是一个迫害百姓、为害人类的邪教。（明慧周报编辑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