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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摘器官真的存在吗?一组数字告诉你答案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数量,2003年以前为每年5000~6000例,2003-2006年猛增到每年1.2万~2万例,2006年以后每年不到1万例,但仍然维持在比2003年前更高的水平。那么,2003年起猛增的这些被移植的器官来源于哪些人呢?真的是死刑犯吗?

也许您听说过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进行非法器官移植以牟取暴利的事情(2006年3月,知情人曝光了中国大陆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案),也许您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也不愿意相信真有这样无人性的恶行存在。那么,真有这样的事情吗?

2009年11月,加拿大 Seraphim Editions 出版社发行了《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organs),作者是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及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 乔高(David Kilgour),该书公布了作者几年来调查收集到的大量详实的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体摘取器官的证据。
  
最近,明慧网发表了明慧人权报告——《死刑犯遮不住器官市场的蘑菇云》,该报告的《序言》部分列举了一组数据,该数据或许可以帮助你解开关于“活摘器官”的重大谜团。
  
以下是该报告《序言》中的部分内容: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去进行器官移植旅游的热潮。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国外要等2~3年)。哪里来的这么多器官呢?中共过去不承认,现在承认了,说大部分器官来自死刑犯。但是,死刑犯的器官能满足中国大陆2003~2006 年间,器官移植数量的疯狂攀升吗?

我们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看看真实数据与公开数据有多大的差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其官网上有一篇日期为 2014 年 7 月 16日的文章,介绍称“自 2000 年开展肝移植手术以来共累计完成肝移植手术超过600 例。”“截止目前已为近 510 例患者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其中近90% 为非京籍患者。”

也就是说,截至到2014年,北大人民医院肝、肾移植的总数量不到1200例。这还是十几年累计的总和数字,这算是公开的账本。

实际情形呢?据新华网报道,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2010 年展开试点工作之前……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 4000 例肝肾移植手术……”

一面是十几年总共不到1200例的公开账本,另一面是朱继业所说的一年就做了4000例。所以,公开的数据本身已是大量瞒报之后的缩水数据。但是,就是根据这些公开的严重缩水的数据,也揭露出了2003~2006年器官移植数量有了突然性暴涨。这是死囚器官根本无法解释的。(中共宣称说用于移植的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囚器官。但据大赦国际的纪录,在2000~2005年之间,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处决数量平均每年1616人。而死囚器官还受“组织配型”、“冷缺血时间”、处决时间和地域等的限制,利用率也不过30%。据中国器官移植网提供的统计,2006年仅有22位死者家属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可见,把全中国大陆“死刑犯器官”和“捐献器官”数量加起来,也是有限的,这与2003~2006年突然暴涨的器官移植数量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2015年朱继业曾对《民生周刊》记者说,中国器官移植有三个阶段: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2006年以后是“准入阶段”,而中间这几年(即2003-2006年)是“快速发展”的第二阶段。他还说:(这几年)“由于经济发展,供体渠道通畅了,各个医院都在做,小医院也做,我们也去帮其他小医院做,所谓小医院也是一些大城市的医院,比如我们帮北京医院、地坛医院、二炮医院等做过移植手术,外地也做过。”

朱继业所说的“供体渠道通畅了”——是什么供体?如何突然变得“畅通”?死囚器官是逐年下降的,不可能突然出现暴涨——每一个供体就对应着一个生命,一句“供体渠道畅通了”的后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 4000 例肝肾移植手术”的后面,隐藏着多少血腥与罪恶?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ManfredNowak)在2009年8月接受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共)解释说器官移植的来源主要是死刑犯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死刑犯的人数一定比认为的要高得多。”

2008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中共于1999年开始大规模迫害法轮功,2002年前后达到迫害高潮),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在2009年年度报告中指出:“未经允许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再次出现,进一步引起了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可能存在虐杀的关注。”

中共一方面如同过去否认使用死刑犯器官一样,否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另一方面又杜绝外界到大陆做任何独立的调查。我们看到,2003 ~ 2006 年最高峰的中国器官移植市场具有人类器官移植历史上很多独一无二的特征。这是利用死刑犯器官很难实现和支撑起来的,而那几年又正是被指控大量发生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期。

静心对比这些数据,相信您能自己得出正确结论。
2016年6月22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等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新闻俱乐部联合发布了其著作《大屠杀》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深度更新调查报告,揭露中共系统性的、由国家组织驱动的大规模产业化强摘器官罪行。

用常识看破天安门“自焚”栽赃骗局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在天安门炮制了一出自焚的假戏,用来栽赃法轮功。在央视播放的录像中,多处破绽非常明显。

塑料瓶子烧不破?

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电视画面中的他浑身烧的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有人专门做个实验,雪碧瓶装上汽油,点燃后,五秒钟瓶子开始变软,七秒钟收缩变形,十秒钟缩成一小疙瘩并燃烧。可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不但完好无损,连色都未变,绿莹莹的,煞是醒目。这怎么解释?

刘春玲是被打死的

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还专门在现场打死了一个自焚者,这个被打死的人就是刘春玲。慢动作画面显示,刘春玲身上的火已经被扑灭。在一片烟雾当中,一名穿大衣的男子用一条状形的物体照着刘春玲的后脑就是一下,刘春玲本能地捂着后脑倒地身亡。虽说这个画面只有短暂的几秒,可是镜头一放慢,仍然捕捉到了凶手击打后来不及扭头逃走的身影。中共制造死人事件,就是为了栽赃法轮功,挑起民众的仇恨情绪。

气管切开怎么能唱歌?

央视在报道其所炮制的这出假戏时,还特别采访了十二岁的“自焚者”,一个叫刘思影的小女孩。电视中首先采访了大夫,说了她的烧伤情况,大夫说因为有吸入性烧伤,所以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是刘思影接受采访说话清脆,甚至还唱了一首歌。海外医生揭秘:气管切开是不能说话,更不能唱歌的,因为气管在喉咙下方,气管切开后,人的呼吸都不再走咽喉了,没有气流的冲击,嗓子怎么发声?另外,刘思影属于大面积重度烧伤,按医学常识,这样的病人要严格消毒隔离。可是为何电视画面中央视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隔离帽,还把最容易携带病菌的话筒径直伸向孩子?可见整个都是一场假戏。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假戏画面: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点火自焚后,两腿间盛着汽油的绿色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身后的警察等待王喊完奇怪的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王的头上。自焚本应是突发事件,央视却能拍到近镜头并录下喊口号的声音。
CCTV“自焚”节目慢动作分析-1:在灭火器喷射的同时,一只手臂抡了起来,猛击刘春玲的头部
CCTV“自焚”节目慢动作分析-4: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思考与判断

获奖影片《伪火》海报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False Fire》)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何迫害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为何在国外炼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类似怪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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