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陆律师 

有人说：我不信共产党的，也不听法轮功的，我保持中立。还有人说：我不支持中共，也不支持法轮功，我保持中立。

正常司法环境下，法官在民事案件中，面对原告的请求和被告的抗辩，他需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兼听原告、被告双方的理由，最后结合法律技术分析，做出倾向性裁决。裁决结果可能六四开，可能五五开，也可能全支持原告或被告某一方。可见，真正中立的立场，不是谁都不听、谁都不信，不是简单的各打五十大板，不是没有倾向性。

在1999年之后的起初几年，中共针对法轮功的造谣攻势铺天盖地，任何生活在中国的人想躲都躲不过，如果那时真能做到不信中共的，就应该了解一下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听听法轮功学员是怎么说的。但从全国形势看，头几年律师出面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几乎没有，只是这两年才有，时间非常滞后，这说明没被中共蒙蔽的、真正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律师，也就是真正做到中立的律师，少之又少。相比之下，加拿大一位在中国从事法律工作十四年、在上海开办第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曾任教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安世立大律师（Clive Ansley），倒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立者。他在2006年4月提供的一份证词中称，“从镇压法轮功开始的1999年到2003年5月底，我居住在中国。期间，我每一天都见证了中国出版业和电视媒体对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持续不断的诽谤。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极端、完全不合法的、十足的仇恨运动。历史上，我所了解的唯一可与之相比的仇恨运动是在欧洲由阿道夫－希特勒发起的针对犹太人的仇恨运动。”安世立大律师现在是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北美分团团长。

涉及法轮功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共用它“枪杆子加笔杆子”那一套控制中国几十年，把整个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都扭曲了，使人善恶不分、正邪莫辨。中共迫害法轮功，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使用了诸多的卑鄙手段，比如“天安门自焚事件”，找几个人扮演法轮功学员搞自焚，意图栽赃和煽动仇恨，为下一步加剧迫害造势。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如果人们明知是怎么回事，却仍然坚持“即使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是冤枉的，那我也不支持你”，那么，善良、正义、同情心，这些人之为人的本性如果都没有了，人类将变成什么样？

真正中立的立场，是多听、多看、多了解，辨别谁的话可信，在掌握足够信息基础上运用做出自己的判断。

没有知情权，就谈不上生存权。这一点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不是吗？如果享有正常社会的知情权，多少孩子可以免于毒奶粉的威胁？如果知情权，中国人怎会允许豆腐渣建成孩子们的校舍？如果享有知情权，中国人怎会任由中共官员们的GDP夺走每个生命都渴望的蓝天、碧水和青山？如果享有知情权，中国人岂会坐视地沟油、毒大米、假药横行泛滥？

以欺骗为本性的中共剥夺了所有中国人的知情权。法轮功学员和有良知的正义人士传播真相，揭露中共谎言，不正是捅破了中共信息封锁的黑屋子，不也是为所有中国人争取关乎生命的知情权吗？

文/欧阳非

“耶稣扛着沉重的十字架，走过耶路撒冷的街巷，不时摔倒在地上，市民们更加疯狂地向他涌来，发泄他们肆无忌惮的无知与怨恨，风声凄凉，愁云惨淡……”，好莱坞导演梅尔•吉布森在影片《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中，再现了耶稣受难前的最后12个小时。耶稣最忠诚的门徒彼得，为求自保，面对愤怒的人群，三次不肯认主。看着受难的耶稣，彼得远远地躲着，啜泣着，影片中一曲“彼得不认主”，强烈地烘托出了彼得的那种惊恐万状和悔恨交加的心态。

如果时光倒流，历史再给彼得一次选择，我们可以想象，彼得一定不会让屈辱重演，面对血腥暴力，他会勇敢地站出来，高喊“停止迫害”。用今天的话说，他还可能打出一条“还耶稣基督清白”的横幅，公开地为自己的信仰，为救赎自己的主鸣不平。他如果这么做了，人们很难把“搞政治”的帽子套到彼得的头上，相反，赢得的一定是后人们的尊重和敬佩。

当年彼得后悔没有做的事，今天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弟子做到了，他们喊出了“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如果认为彼得举起横幅不是“搞政治”，那么法轮功学员争取信仰自由的反迫害同“搞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过《西游记》的人，一定还记得乌鸡国的那段故事吧。

在乌鸡国，妖怪害死国王，装扮成国王，却被孙悟空识破。但假国王妖言惑众，一开始连王太子都不相信孙悟空，直到后来孙悟空除了妖怪，并使国王起死回生，朝廷上下才相信孙悟空所说所做是对的。如果有人说孙悟空揭露假国王、除妖是想要乌鸡国的王位，是在搞政治，您一定感到很滑稽吧！

同样，以“真、善、忍”为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知道人生的意义是返本归真，并知道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放淡对世间名利的追求，决不会参与人间的政治权力斗争。共产党编造很多弥天大谎，使很多人因此仇恨法轮功，在无知中做了很多错事。为了让大家免受谎言毒害，法轮功学员才冒着危险传播真相。而中共为了给迫害找借口说法轮功是在搞政治，您不觉得这更荒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