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收病人红包的医务工作者

文: 梅（辽宁）　

我在医院做护士，1995年我被调到医院一个小手术室工作，这里经常有送红包的，少则五十、多则二、三百，我都一一拒收。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大法师父讲过“不失不得”的法理。三尺头上有神灵，人看不见神，不等于神不存在。一个人若得了不义之财，将失去多少德啊，不但要加倍偿还，还要受到上天的惩罚。

有一天，护士长对我说，有一个香港来的患者，你好好照顾她，我点头答应，心想：“我对患者都是一视同仁，是香港同胞，当然也不例外。”该患者手术前塞给我一百元钱，我给她讲医院的规定，医护人员守医德之类的话。不行，她硬塞，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只好暂时替她保管，把钱放在手术记录本的下边压着。手术结束后，安排她躺在床上休息停当，把这一百元钱放在她手上，说：“这是您的钱，您拿好。手术后需要加强营养，补补身体，尽快恢复，这钱您用的着。您的心意我领了，谢谢！”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我在小手术室工作期间，每个月护士长都要统计工作人员拒收红包的情况上报给领导。我在每次拒收红包后，在患者姓名前面做一记号，记下钱数。每次都是护士长统计，我从不过问多少钱。有一个月护士长有事，要我自己统计，统计完，是三千元，我有点不信，反复核对、计算，确实是三千元，这个数比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多好多。

我也尽量与合作的大夫沟通，一同拒收红包。我说：我们有工资、有奖金，应该得的已经得到了。患者给的红包不能要，天上没有掉馅饼的。钱是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早晚得丢，别惹这些麻烦，要吸取别人的教训（有人因索要红包，被举报而受处罚）。”

我在小手术室工作了三年之后，因工作需要调离。现在，每当我想起那三年的工作经历，我无比感激大法和师父。学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真的不忍心去伤害患者（他们是肉体上、精神上都痛苦的人），我活的踏实，心里安宁。

现在整个社会的道德都在下滑，不只是医疗部门要红包，其它行业也一样；反正你只要经我的手，过我的门，就要被我宰。在这种意识的熏染下，本应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成了勒索病人钱财的“白狼”。这整体形象的败坏，不值得我们去思考吗？

中国古代规定，医生到病人家看病，如果病人付不起看病钱，医生不能硬要，那么医生的损失由上天给补，现在有几人相信？古人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现在又有几人相信？中共宣传无神论，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人的心变坏了，没有心法来约束自己，为了钱财、利益不择手段，不知坑害了多少人。

中科院博士：随朱镕基进入中南海

当时正在中科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石采东，是被朱镕基总理带进中南海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之一。

上标题：4.25万人上访真相

（明慧记者荷雨采访报导）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決。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

4.25上访发生时，石采东正在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是被总理朱镕基带进中南海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之一。

那天是星期日，石采东也没招呼别人，一个人一大早就搭公共汽车去了。“男女老幼的学员都安安静静地等着里面的人出来听大家反映情况，没有人喊口号、大声喧哗、交头接耳什么的，有的捧着书在看，有的在炼功。那天人虽多，感觉交通跟平时差不多的通畅，骑自行车的也来来往往的，一点都没有人多杂乱的感觉。”

早上大约八点多，人群中响起了掌声，“我转身回看，只见朱镕基和几个工作人员正从对面大门朝学员走来。大家都高兴地鼓掌。朱镕基大声问道：“你们到这来做什么呀？”有人回答道：“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来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有宗教信仰自由嘛！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镕基接着说。

石采东首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朱镕基带他们三人进入中南海，边走边大声问：“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学员都很愕然：“我们没看到呀！（总理对法轮功的正面批示被罗干私自扣压）”来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朱镕基就吩咐工作人员去找信访局局长和副秘书长。不久，四位中年官员“受总理委托”与学员代表会谈，了解情况。

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诉求

4 月25 日中午时分，被朱镕基带入中南海的石采东等三位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两位学员作为代表进入国务院，同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要求：
① 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
② 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
③ 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炼功环境。

参加会谈的政府官员有国务院信访办的负责人，北京市的负责人，还有天津市的负责人。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傍晚时分，天津按照中央指示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事情得到基本解决，随即，法轮功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

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但是，4.25上访和平落幕两个多月后，1999 年7 月20 日，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不顾当时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违法违宪发动了全面迫害法轮功的运动。

1999年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地赶路，秩序井然。

1400例谎言：您看穿了几个？

中共党媒炮制出所谓的“1400例”，说练法轮功杀人、自杀，不让吃药，练死1400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仅举二例：

二百元采访费

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家住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龙刚死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
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

造假获免费治疗

李淑贤，30岁，黑龙江阿城市新华乡崔家屯人，1999年7月因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因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

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赶到医院，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一篇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就这样出笼了。

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出的所谓“1400”例。而其它攻击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谎言，什么敛财、改生日、围攻中南海等等，也都是这样捏造出来的。

身边的真人真事：现实报应无漏网

（大陆来稿）我年轻时有个朋友，叫葛玉堂，在黑龙江富裕县工作。前些年，我搬到齐齐哈尔后，就没见过他。

2008年秋的一天，在早市碰到他，才知道他也搬到齐齐哈尔了。他问我：“你咋这么年轻？”他的头发白了。我告诉他：我炼法轮功，身体好。

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你可别整那玩意儿，现在，都背后看着你们呢。我家隔壁就有一个法轮功，天天好几伙人看着她，说原来是当官的，也被撸了（被撤职的意思）。”我说：“你可别干监视大法弟子的事，损德呀！”他说：“什么德不德的，给钱就行！”

我知道他参与迫害了，问他：“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他不说，听他的意思是他两个儿子都在干那个。

2012年下半年，因为很久没见到他了，我就给他大儿子葛军的单位打电话，那边说：他爸去世了，说是脑血管意外。

我好难过，因为我没能阻止他参与。从二零零八年到他去世，我给他讲了三、四次真相，劝他别干这事，会遭报的。

他说：“你尽搞迷信，你看见谁遭报了？”这都是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使他不相信因果报应。

2013年年底，我又打电话找葛军，那边说：葛军脑出血死了。

我有一个亲属跟他二儿子的媳妇在一个单位。2014年12月中旬，这个亲属告诉我：葛老二出车祸，抢救一周还是死了。

三年的时间，监视法轮功学员的葛家父子三人都走了。希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从中吸取教训，不要让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