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宇

我今年十三岁，六年级下半年刚开学，老师把我的座位由原来的第四排安排到最后一排（班里一共八十六人），而且同桌是一个不讲卫生、身带狐臭味的男生，班里同学都不愿和他同桌；很多同学打过他，扔他的东西。

我同情他，他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七十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一天，他的凳子坏了，正好前排有个男孩请了病假，于是老师让他去前面坐，可一上午还没过完，他的书本就被他的新同桌给扔了，于是他又成了我的同桌。

大约一个月后，他身上的狐臭味越来越难闻，看他那蓬头垢面、脏兮兮的样子，令人恶心的想吐，我只好用纸塞住鼻子，真想让老师赶紧给我调走。可我没去找老师，因为我想到自己是学“真、善、忍”的大法小弟子，要与人为善；如果我不和他坐一块，那谁愿意跟他坐一块呢？我不仅没嫌弃他，还给他讲他不懂的题，劝他多洗澡，勤换衣服。这事我从没对妈妈说起。

快毕业的时候，一天妈妈给我送东西时，看到我的同桌是一个这样的男生，很难过，想让老师给我换座位，我制止了妈妈。

今夏，是我小学毕业升初中的阶段，父母都想让我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学，这所学校竞争激烈，还必须托关系才能搞到“准考证”。

之前我怕考不上，一直没敢报名；临考试前几天，妈妈去找我大伯母帮忙，大伯母的妹妹是这个学校老师，给她乡下亲戚家的孩子留了一张“准考证”，可等几天都没人去拿。大伯母去后，她妹妹立马就把准考证给了她。大伯母说：这张“准考证”简直就是等着小宇的！

考前最后一个晚上，妈妈让我复习功课，我坚持听完师父的一讲法，然后复习功课。第二天早早起床，妈妈骑电动车送我去考场，叮嘱我：不要紧张，不要忘了念“法轮大法好"。在排队進考场近一小时内，我一直静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写作文时，我的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刚开始字写得很潦草，我立即调整状态，请师父加持，一会儿字越写越好。数学考试时，我发现有好几道难题都是我头晚复习过的；考完后，下午我就接到通知，我被录取了！我和妈妈都明白，这是大法师父的加持。

自打我懂事起，妈妈在家中是女强人，在爸爸面前也是说一不二。自去年妈妈被警察绑架关押十天后，爸爸就对妈妈吹胡子瞪眼，并威胁说：如果把女儿带坏了，学习成绩上不去，你就等着瞧！

这次爸爸听说我考上了重点中学，很高兴并祝贺我。我也就借机会讲法轮功的神奇和受益于大法后的身心变化，爸爸开心的笑了！一圈亲戚也都对妈妈刮目相看了。

曾经在集市遇到一个卖帽子的小伙子，三十岁左右。第一次遇到他是我和三姐去集市赶集。那时快到夏天了，卖夏天帽子的摊位特别多，我俩也想买帽子。

走到一个卖帽子的摊子前，三姐选好帽子后给摊主二十块钱，等他找钱，帽子是十五块钱。我说了句：可别找差了！那个小伙子很激动，大声说：找差了？！去年我找差一回，多找给人家九十九块钱哪！人家给我送回来了，因为人家是炼法轮功的！我和三姐一听笑了，说若换成平常人能给你送吗？他“哼”了一声。我说：不但不会还你钱，还得笑你傻呢！他说：那一定的！我就说法轮功好！

第二年的夏天，我又到这个集市赶集，后来下起了小雨，摆摊的人纷纷收摊回家。我跑到一个正在收摊的卖帽子的摊位前，喊：我买帽子！那人问：干啥戴？我说下地干活戴。他给我推荐了两种适合我的。

我在挑的过程中似乎弄脏了帽子，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买的，我是炼法轮功的。他说：“法轮功好啊！我一次卖帽子多找给人家九十九块钱，人家给我送回来了，是炼法轮功的！”我一听这话，才认出他是去年卖帽子的那个小伙子。

我给了他一本真相册子。他说他喜欢看《明慧周刊》，问我能给他几本看看吗？还说有一本周刊，其中一页被他闺女给撕了，他心疼坏了！

上标题：4.25万人上访真相

（明慧记者荷雨采访报导）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決。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
 
4.25上访发生时，石采东正在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是被总理朱镕基带进中南海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之一。
 
那天是星期日，石采东也没招呼别人，一个人一大早就搭公共汽车去了。“男女老幼的学员都安安静静地等着里面的人出来听大家反映情况，没有人喊口号、大声喧哗、交头接耳什么的，有的捧着书在看，有的在炼功。那天人虽多，感觉交通跟平时差不多的通畅，骑自行车的也来来往往的，一点都没有人多杂乱的感觉。”
 
早上大约八点多，人群中响起了掌声，“我转身回看，只见朱镕基和几个工作人员正从对面大门朝学员走来。大家都高兴地鼓掌。朱镕基大声问道：“你们到这来做什么呀？”有人回答道：“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来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有宗教信仰自由嘛！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镕基接着说。
 
石采东首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朱镕基带他们三人进入中南海，边走边大声问：“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学员都很愕然：“我们没看到呀！（总理对法轮功的正面批示被罗干私自扣压）”来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朱镕基就吩咐工作人员去找信访局局长和副秘书长。不久，四位中年官员“受总理委托”与学员代表会谈，了解情况。
 
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诉求
 
4 月25 日中午时分，被朱镕基带入中南海的石采东等三位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两位学员作为代表进入国务院，同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要求：
① 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
② 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
③ 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炼功环境。
 
参加会谈的政府官员有国务院信访办的负责人，北京市的负责人，还有天津市的负责人。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傍晚时分，天津按照中央指示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事情得到基本解决，随即，法轮功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
 
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但是，4.25上访和平落幕两个多月后，1999 年7 月20 日，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不顾当时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违法违宪发动了全面迫害法轮功的运动。

（大陆来稿）我的医术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县公安局和“六一零”的一些头头都找我看过病，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并帮他们做了“三退”，因为疗效好，他们又向市公安局的头头推荐来找我看病，甚至还有副国级的亲戚找我看病做了“三退”。

我居住地派出所一个专门负责迫害大法的副所长得了膀胱癌，找我医治，我给他讲明真相三退后他康复了，我嘱咐他：“将来有人问到你病怎么好的，你可别说是医院把你医好的，要实话实说。否则，病复发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此后，他保护了大法弟子，并对人讲“法轮功硬是好哦！”在上级来调查时，他也如实的讲了他的病是怎么好的，并没有什么负面后果，相反，还升职了。

我居住地的派出所C所长和户籍所在地派出所L所长把我户口注销了，想让我无立足之处并得不到征地补偿款。我找到L所长告诉他不能迫害大法弟子，他说：“注销户口算什么，某某还被我关進了精神病医院呢！”我正告他善恶有报。

过了几天，L所长莫名其妙的被撤职。他还不醒悟。几天后在喝酒后开车去精神病医院送钱（他把给低保户、五保户等困难家庭的救济款用来支付关押法轮功学员在精神病医院的费用，每个月去交一次）时，撞死了一个老大爷并驾车逃逸，被当地群众齐心合力拦住，后被法院判刑五年。

我以L所长遭报的例子告诫C所长悬崖勒马，不要再迫害了。他不以为然，说：“这不过是偶然事件罢了，我不信。”过了一段时间，他碰到我，趾高气扬地说：“你不是说我要遭报吗？我现在当局长了，官升了，工资也涨了。”我说：“那肯定是你改了嘛。”他说：“我改什么改，我还是要跟X主席走，坚决打击法轮功。”我严肃的说：“你既然是这样，我还是那句话：善恶有报。”

十天过后，我听到外面有鞭炮声。我出来一看，原来是县国保队长在我门前放鞭炮，他兴奋的说：“C所长遭报了！昨天在派出所被抓了，抓的时候头上还戴了个黑布套子。”C所长后来被判刑十年半。

中共党媒炮制出所谓的“1400例”，说练法轮功杀人、自杀，不让吃药，练死1400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仅举二例：
 
二百元采访费

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家住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龙刚死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
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

造假获免费治疗

李淑贤，30岁，黑龙江阿城市新华乡崔家屯人，1999年7月因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因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
 
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赶到医院，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一篇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就这样出笼了。
 
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出的所谓“1400”例。而其它攻击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谎言，什么敛财、改生日、围攻中南海等等，也都是这样捏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