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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共产党带头反神、骂祖宗
  1）共产党带头反神
  2）共产党带头骂祖宗，诋毁传统文化
  3）被洗脑的人攻击传统文化
2. 强力洗脑，颠倒善恶
  1）以“革命”冒充“天命”
  2）党定道德以恶为“善”
  3）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
  4）人伦浩劫全民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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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

上世纪50年代，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如批《武训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批梁漱溟，批俞平伯、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

在此之前的延安整风，以及在此之后的文革也都是大规模思想改造，而整风和文革伴随着肉体杀戮。50年代和这些思想运动同时并进的也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若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或者抗拒改造，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随暴力和强制，暴力是为了造成心理恐惧，强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离“改造”的环境。当我们回顾那些曾经独立不倚的灵魂在历次运动中挣扎乃至最终顺服或被绞灭的过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遭受肉体暴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残也绝不逊于拳脚。

亲身经历了中共用来洗脑的“革命大学”的人总结道：“中共的思想改造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化学的变化”“我们组里有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像用铁钩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

据作家沈从文的记载，“所有学生都被逼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数学家华罗庚在批斗会上有口难辩，于是选择了自杀，由于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4）人伦浩劫 全民遭殃

文革期间，惨不忍睹的暴力杀戮造成和平时期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然而文革间接屠戮的灵魂却更多。为祸之烈，甚于斯大林的大屠杀。

文革的特点是全民参与，人人批斗或挨斗。

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屠杀中，把人杀死、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累折磨死，并不热衷于思想上的摧残；而中共在文革中，杀人手段残忍毫不逊于斯大林，受害者规模更甚：虽然每次揪斗的对象是一部份人，然而真正受害的却包括全体民众。参与批斗、折磨的，并不是秘密警察、刽子手，而是被揪斗者的同事、同窗、下级、学生、朋友、街坊邻居，不参与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属于立场不稳，马上面临同样的命运。各种凌辱、酷刑、残杀并不是发生在与社会隔绝的古拉格集中营，惨剧随时发生在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间——校园中、课堂上、厂房里、居委会、各单位自设的“牛棚”……同事之间、邻居之间，同学、师生、亲友之间，乃至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说明“立场坚定”。

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天，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了“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据《我家：我的哥哥遇罗克》）。

这种全民参与、人人批斗的运动，把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中国人心中扫除殆尽，使传统社会价值完全崩溃。

这种揭批形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人们竞相通过各种激进的办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在悖逆人伦道德的问题上跟中共一致，且将其视为“道德”，就越是社会潮流所在。因此，这不仅背离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在社会上形成了“党文化”的场。

如果人们在镇压地主、右派、“反革命”或者是今天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揭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亲人、朋友；如果今天的人们可以用“不参与政治”作借口而“心安理得”地漠视对同胞的摧残、虐杀，那么出于同样的自我保护心理，人们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围观歹徒行凶而无动于衷；人们也可以在商战中尔虞我诈，走门路、拉关系，以至于为了“先富起来”而“宰熟”、制造、贩卖各种伪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