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标题：王永航律师：从旁观到亲历和见证（2）
（接上期）2008年4月30日一大早，我的妻子（于晓艳），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影像学在读博士，在学校宿舍被上海徐汇区警察带走。理由仅仅是因为她在大街上张贴了几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小纸条。上海警方煞有其事地对她冠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刑事拘留。
5月2日，我到办案单位长沙路派出所交涉，从犯罪构成要素上给他们解释抓捕我妻子的非法性。交涉过程中，有个便衣坐在办公桌上，态度很恶劣。他阴阳怪气地说：“你要相信我们，中国毕竟是个法治国家。”我回答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起码不会有劳动教养。”
5月2日，我到办案单位长沙路派出所交涉，从犯罪构成要素上给他们解释抓捕我妻子的非法性。交涉过程中，有个便衣坐在办公桌上，态度很恶劣。他阴阳怪气地说：“你要相信我们，中国毕竟是个法治国家。”我回答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起码不会有劳动教养。”
我的话刚说完，他就像被火炭烫了一样，“噌”地从桌子上跳下来，失去理性般破口大骂。从他的反应能看出有些警察对劳动教养制度多么爱不释手。
我想委托上海当地的律师去徐汇区看守所会见我妻子，但是走了几家律师所，都对代理法轮功案件有顾虑。我只好让亲友把律师手续寄到上海，自己会见。
5月5日，我以律师身份和妻子见过一面后，即去网吧写了给最高当权者的呼吁信，呼吁他们尊重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还我妻子自由，并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这封信后来成为给我定罪的证据之一。5月14日，我妻子获释。
我迫于无奈的维权，随即遭到报复。2008年5月，辽宁省司法厅利用年检之机无理由没收了我的律师执业证。
据说时任司法厅厅长张家成专程从沈阳到大连，召集各方开会，研究怎样“挽救”我，以消除我写文章给辽宁省司法厅和大连市司法局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张家成的授意下，大连市律师协会和大连市司法局以扣押律师证相要挟，先后找我谈话。
据说时任司法厅厅长张家成专程从沈阳到大连，召集各方开会，研究怎样“挽救”我，以消除我写文章给辽宁省司法厅和大连市司法局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张家成的授意下，大连市律师协会和大连市司法局以扣押律师证相要挟，先后找我谈话。
律师协会的官员见面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王律师，你写的文章我们都看了，你说的都对啊，你提出的问题，政府无法面对啊。但是，你不要被法轮功利用啊。法轮功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我们不怕，我们在乎的是你这种懂法律的人。”我回答说，我有自己理性的判断，任何人不要打算利用我。
接下来他提出了对我的要求，也就是谈话的目的：第一，能不能象征性的认个错，声明不应该在海外网站写针对国家领导人的文章；第二，保证不要再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文章。作为回报：第一，我可以拿回律师执业证；第二，在我今后的执业中，律师协会将给我适当的照顾。
接下来他提出了对我的要求，也就是谈话的目的：第一，能不能象征性的认个错，声明不应该在海外网站写针对国家领导人的文章；第二，保证不要再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文章。作为回报：第一，我可以拿回律师执业证；第二，在我今后的执业中，律师协会将给我适当的照顾。
我向他们解释写文章的迫不得已，并表示不会违心地去认错。第一次谈话无果而终。
第二次谈话是在大连市司法局，由副局长和律师公证处的处长参加。副局长指责我不该在海外网站发文章，更不应该的是触及法轮功问题。我向他解释，作为律师，不能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家人，迫不得已才在网上写文章呼吁。然后，我请他不妨邀请十个刑法学专家，让他们发表一下对我写的文章的看法。如果其中有一个专家说我是胡说八道，那么，他今天提出的所有要求我全都答应。
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对法轮功学员定罪的荒唐性，是体制内任何粗通法律条文的官员都无法面对的。
副局长最后以一句恐吓结束了我们的谈话：“高智晟怎么样？李德君怎么样？不比你牛啊，还不是照样被我们抓起来了！”
副局长最后以一句恐吓结束了我们的谈话：“高智晟怎么样？李德君怎么样？不比你牛啊，还不是照样被我们抓起来了！”
政法系统中的邪恶势力就是如此，把迫害好人当成光荣的政治任务去完成，作为政治资本去炫耀，作为积累罪恶的负能量去制造恐怖。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今天的官场上还有多少这样的人。（待续，因篇幅有限，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