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4. 富而有德 修内而安外
5. 人伦典范与抑正崇邪
6. 传统艺术颂神 邪党艺术颂魔
7. 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
1）普世价值打破“无神论”禁区
2）中共邪教和江泽民相互利用，挑战普世价值
3）用“欲望”代替普世价值
4）共产邪灵对正信的迫害注定失败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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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传统艺术颂神 邪党艺术颂魔
中华传统文化常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敬神祭祀。《左传》中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也即中国人常说的“天经地义”：天地神明是人伦道德的源头，礼确立了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乐，是祭祀中为赞美神而演奏的乐舞。乐舞演的是天经地义民行，又具道德教化之功。赞颂神和净化人心，是神传文化中艺术的根本目的。这是中华“礼乐文明”被破坏之前的真实含义。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大礼与天地同节”，是指天尊地卑，礼的本质是“敬”。人与人互相尊敬，而处在下位的更应该对处在上位的生命表达敬意，因此最隆重的礼节是祭祀神明的礼节。
在祭祀时，以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形式去赞美神。《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国风为民间的歌曲，“雅”为宴会演奏的音乐，而“颂”则超越“大雅”，为祭祀时的音乐并伴着乐舞，最为隆重。
黄帝时期创作的大型乐舞《云门大卷》，与尧帝的《大咸》、舜帝的《大韶》、大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周武王的《大武》是上古有名的六首乐舞，《周礼》中称其为“六代乐舞”。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云门大卷》祭天、《大咸》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濩》享先妣、《大武》享先祖。周代的贵族子弟都必须学习这六首乐舞，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学会祭神的礼乐，不然就无法踏入社会。
好的音乐能够调和阴阳、涵育道德、教化百姓、宾服四夷。史前朱襄氏治理天下时阴阳失调，因而万物凋落，果实不能成熟。于是朱襄氏的大臣士达创造出五根弦的瑟，用来演奏，安定了天下众生。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玄奘西天取经到达中天竺国，国王尸罗逸多召见玄奘说：“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于是玄奘介绍了唐太宗的神武。国王很高兴，说：“我当东面朝之。”（《新唐书》第221卷）
艺术起源于神，也具有沟通天地万物、建立与神的联系的作用。东西方都有类似的传统，西方的交响乐最开始也是教堂演奏的音乐，而油画、雕塑等最开始也大多表现宗教题材。
除了颂神之外，艺术也兼具审美和娱乐功能。那是因为神在造人时，赋予了人各种情感。人容易被情感所左右，“礼”是对人情感的一种约束；但如果人的情感只受到压抑而不能抒发，那么会郁积于脏腑，造成疾病。“乐”就起到了帮助人抒发情感的作用，但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了感情，又不会令人发狂。
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强大力量，因此把艺术变成了给人洗脑的工具。中共篡上神位后，也需要让人像敬拜神一样地敬拜它。人礼拜神佛，神佛会赐福于人；而人如果拜魔鬼，人就会被魔鬼所控制，而且魔鬼也会从人的敬拜中吸取人的能量，加强魔的力量。
中共强迫人们学唱歌颂党魁的《东方红》，将毛泽东歌颂为“太阳”“大救星”；“早请示、晚汇报”如同宗教的早课、晚课；古人对天发誓，变成了文革时的“向毛主席保证”；在毛的画像前忏悔、“狠斗私字一闪念”，是借用了宗教的颂神手法；将马恩列斯毛的像挂起来，让人去拜这些共产邪教的教主。文革时，“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都是以歌颂毛和共产邪灵为主题的，人们耳濡目染又接触不到别的艺术形式，因此一张口唱歌和说话，就是在向邪灵表忠心并为其注入能量。
直到今天，所谓“唱红歌”“主旋律”等，都是通过电影、电视剧、歌曲、文艺作品等各种形式，窃取艺术之名，行邪灵洗脑和附体之实。看这些影视作品、听和唱这些歌曲、阅读这些小说和期刊杂志都是堕入共产邪灵控制人思想的物质场中。如今每年中共所谓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些肉麻露骨地歌颂共产邪灵的演出，就是邪灵强化“党文化”和通过廉价的笑声吸取全国观众能量的狂欢。
艺术的娱乐功能也被共产邪灵用来引导人的道德堕落。当人理智平和的时候，就能摒除杂念而达到和更高层次宇宙信息的沟通。而当今各种让人深陷情网的靡靡之音和无度发泄的大噪之音，放大着欲望、增加着烦躁，使人无法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更无法与神沟通共鸣。
所有教人向善的书籍，都被中共视为“非法出版物”。在历次的“扫黄打非”运动中，中共“打非”不“扫黄”，各种鼓吹性乱的作品大肆泛滥。人就在这样的所谓“艺术”物质场中放纵着魔性。当人的心境处于淫邪妄念之邪场时，不可能与神明沟通，更遑论理解以神性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也是共产邪灵败坏传统文化从而毁灭人类的隐晦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