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北京万人上访真相

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当局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暴力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当局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合法出版，并给予法轮功修炼民众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四.二五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同时展示了他们维护正义良知的道德勇气。

四.二五上访的直接起因是天津警察殴打、抓捕法轮功学员并拒绝放人，法轮功学员不得已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该文章引用不实的事例，用诬陷的手法，指名攻击法轮功，丑化法轮功修炼者的形象，诬蔑法轮功创始人。

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是一个依附政治的文人。在此之前，何祚庥曾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用一个和法轮功没有关系的例子诋毁法轮功，北京法轮功学员去电视台讲清真相后，北京电视台承认了失误，并随后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炼功的正面节目。

可何祚庥不甘心，继续寻衅滋事。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引述1998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为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

中国的媒体都是被中共控制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公开发言澄清事实的渠道。何祚庥的文章发表后，天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可是出乎意料的是，4月23和24日，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命令天津市公安局出动防暴警察三百多名，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四十五人被抓捕。

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他们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通过上访国务院信访办的途径来寻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决。

1999年4月25日，上万法轮功民众汇集到国家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附近。尽管人数众多，人群却出奇的安静，没有口号，没有标语，秩序井然，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红色围墙。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才是中南海的红色围墙，以及中南海西门。中南海的正门是面向长安街上的新华门。

4月25日当天，在长安街上并没有上访群众聚集。人群主要分布于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并且无人聚集在中南海红色围墙的一侧。也就是说，民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击”事件。如果真的发生了“冲击中南海”这样的政治大事，警察绝不会如此悠闲地在一边闲聊。

据当时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回忆，上访的人群平和而自律：“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畅通无阻，只有警察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并不时与学员聊天。没有人乱扔垃圾。大家这么做，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全凭自觉，其实那是炼功人特有的修养和内涵。”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据原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前华南理工学院轻工食品学院院长、法轮功学员高大维回忆：“大概十点多吧，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去了解情况，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送完外宾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法轮功学员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书籍。”

 

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另一位当时学员、清华大学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杨清回忆说，“四.二五的晚上，大约九点多钟，进去的代表出来了，告诉大家要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反映，国务院会把这些意见进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就觉得，领导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在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代表会谈之际，上万名学员一直在外静静等候。到晚上八点多，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上访法轮功学员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清理得干干净净，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整个过程，平静祥和，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

现居荷兰的朱女士谈到：“我们荷兰有一个记者在四.二五当天亲自到中南海采访法轮功学员。在采访上访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写道：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队伍，并把《转法轮》称为蓝色经书，他在后面写道，他们（法轮功学员）有神的纪律，走后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脏东西。”

可以说，法轮功学员真诚的善心，以及高度克制、处处为他人考虑的道德修养，消弭了罗干等人蓄意制造的潜在冲突。 四.二五事件在当天和平解决。（文：茗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