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当局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暴力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当局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合法出版，并给予法轮功修炼民众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四.二五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同时展示了他们维护正义良知的道德勇气。

四.二五上访的直接起因是天津警察殴打、抓捕法轮功学员并拒绝放人，法轮功学员不得已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该文章引用不实的事例，用诬陷的手法，指名攻击法轮功，丑化法轮功修炼者的形象，诬蔑法轮功创始人。

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是一个依附政治的文人。在此之前，何祚庥曾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用一个和法轮功没有关系的例子诋毁法轮功，北京法轮功学员去电视台讲清真相后，北京电视台承认了失误，并随后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炼功的正面节目。

可何祚庥不甘心，继续寻衅滋事。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引述1998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为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

中国的媒体都是被中共控制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公开发言澄清事实的渠道。何祚庥的文章发表后，天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可是出乎意料的是，4月23和24日，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命令天津市公安局出动防暴警察三百多名，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四十五人被抓捕。

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他们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通过上访国务院信访办的途径来寻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决。

1999年4月25日，上万法轮功民众汇集到国家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附近。尽管人数众多，人群却出奇的安静，没有口号，没有标语，秩序井然，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红色围墙。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才是中南海的红色围墙，以及中南海西门。中南海的正门是面向长安街上的新华门。

4月25日当天，在长安街上并没有上访群众聚集。人群主要分布于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并且无人聚集在中南海红色围墙的一侧。也就是说，民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击”事件。如果真的发生了“冲击中南海”这样的政治大事，警察绝不会如此悠闲地在一边闲聊。

据当时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回忆，上访的人群平和而自律：“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畅通无阻，只有警察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并不时与学员聊天。没有人乱扔垃圾。大家这么做，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全凭自觉，其实那是炼功人特有的修养和内涵。”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据原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前华南理工学院轻工食品学院院长、法轮功学员高大维回忆：“大概十点多吧，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去了解情况，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送完外宾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法轮功学员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书籍。”

 

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另一位当时学员、清华大学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杨清回忆说，“四.二五的晚上，大约九点多钟，进去的代表出来了，告诉大家要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反映，国务院会把这些意见进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就觉得，领导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在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代表会谈之际，上万名学员一直在外静静等候。到晚上八点多，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上访法轮功学员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清理得干干净净，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整个过程，平静祥和，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

现居荷兰的朱女士谈到：“我们荷兰有一个记者在四.二五当天亲自到中南海采访法轮功学员。在采访上访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写道：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队伍，并把《转法轮》称为蓝色经书，他在后面写道，他们（法轮功学员）有神的纪律，走后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脏东西。”

可以说，法轮功学员真诚的善心，以及高度克制、处处为他人考虑的道德修养，消弭了罗干等人蓄意制造的潜在冲突。 四.二五事件在当天和平解决。（文：茗晖）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经过详细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可是，乔石等老干部的结论和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在四.二五事件中的开明做法，却引发了独裁者江泽民的不满。而法轮功创始人的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更是令江泽民妒嫉。

1999年4月25日当晚，江泽民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模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给政治局全体人员写了一封信。江在信中假装忧心忡忡地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

    

可见江泽民发动迫害的原因，绝不是法轮功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法轮功教导“真善忍”的道德感召力。这封信随后被中央办公厅作为通知内部印发，并特别注明：请注意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的是：学习贯彻落实，不是征求意见、或讨论研究。

为了确保在政治局中推动这场计划中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江泽民于6月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讲话，该讲话于6月13日在中共内部秘密传达。丧失理智的江泽民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执意要迫害法轮功。

1999年6月14日，中央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公告在中国大陆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同时播出，表示从来都没有禁止任何功派。江泽民一伙一方面密谋迫害，一方面却以释放烟幕掩盖其犯罪企图。当时中共山东省官员在六月下旬就称两办公告是“缓兵之计”。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全国媒体铺天盖地地编造和散布各种谎言，如同文革再现。一时间，神州大地血雨腥风。

四.二五事件只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藉口。中共内部的恶势力一直在寻衅迫害法轮功，天津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例。以中共及其独裁者江泽民的邪恶本性，即使没有四.二五，中共江泽民一伙也会找其它藉口发动迫害，中共的“假恶斗”必然会与“真善忍”为敌，中共和江泽民集团也必然在迫害“真善忍”中丧尽民心，走向灭亡，历史正在见证着这一切。（文：茗晖）

副标题：中共迫害在先 法轮功学员依法和平上访在后

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把法轮功学员的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这完全是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的上访极其和平理性，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信访办公室上访，而该办公室在中南海附近。

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污为“闹事”是倒打一耙，闹事的恰恰是中共。是因为中共迫害在先，才有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在后。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在1996年就已经开始。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光明日报》不是一个正常的民间媒体，而是中共喉舌。中共的历次整人斗人的运动都是从喉舌媒体的批斗抹黑开始。

199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转法轮》等书籍都是教人向善的，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阅读《转法轮》等书籍，提升了自己的道德，诸恶莫做，诸善奉行。中共允许诲淫诲盗、厚黑权谋的书籍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却下令禁止教人向善的《转法轮》出版。

1997年初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指使公安部以先定罪、后调查的方式，在全国搜罗罪证欲构陷法轮功。全国各地公安局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法轮功修炼来去自由，没有组织，不介入政治，炼功点不存钱、不存物，法轮功学员都在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可是罗干等一些权欲熏心的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给法轮功扣上了“×教”的大帽子，并让各地公安人员罗织罪证，试图弄出个大案，捞取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