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中国一家市级医院的医生。2020年中国新年，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疫情突然从武汉爆发，并迅速发展至全国，作为本地区的定点医院，我们几个病区很快就住满了患者。医生、护士不够用，全员紧急动员参与抗疫。

 

报名進污染区病房工作 

我年近五十岁，但考虑到科室年轻大夫的孩子都还小，而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我没有什么负担。而且我修炼法轮大法，身体有抵抗力，于是我第一个报名進入污染区病房工作。

正月初六下班后，接到电话紧急上岗了，开始在疑似病房工作，面临的情况超乎想象的困难：防护物资不足、管理混乱、病人激增；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病房里一干就是一晚上；问病史、写记录、采集标本；手泡白了，面部、耳朵、鼻梁、下巴勒得生疼；加上严重乏氧，根本睡不了觉。

看着孤零零不允许有陪护的可怜患者，我尽量关心和帮助他们。搀扶老年病人上卫生间，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把椅式座便拿到床边，帮助他们上床和下床，患者对我很信任。

隔离病房不允许有陪护，一人一间，病人普遍情绪低落、恐惧。我用大法的法理开导、安慰他们，让他们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逢凶化吉。同时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等真相，以及为什么要退出中共党、团、队。一般的病人对我讲的都能接受，有的要几次才能接受。

在工作中，我尽量多承担，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和赞许。他们很多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

在这次疫情中，很多人包括医务人员失去了生命，而官方的数字仅仅是能住院检测病毒的病人数字和他们愿意上报的，实际数字还远不止这些。

我经常忍不住泪流满面，希望能多救人，因为每个生命都是可贵的。

 

后来我又被调到了重症监护室工作，那里更辛苦，全部的工作时间都是在监护室里面，防护更严格。我虽然不怕病毒，但也和大家一样做好防护，处处规范操作，还是多承担工作。帮助外援的专家写记录；帮助护士给病人翻身；帮助老年病人上卫生间等等。

 

有一个老太太，恰好是我在疑似病房收治的。当时我搀扶她上下床，所以她对我印象深刻，再次相见，她非常高兴，说：“咱俩真有缘。”每次去，我都陪她唠唠嗑，告诉她常念九字真言，后来她恢复得很好。

而她的姐姐在我来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她的姐夫在我来的时候，也已经上呼吸机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最终也不幸去世了。去世那天，正赶上我当班，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心脏按压、抢救，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我和两个护士处理完遗体，装進专用尸体袋，连同随身衣物一同送走烧掉。

他所有的家属都在住院或隔离，真是来时一身光、走时一身光，看着好心酸。很遗憾没有机会和他们讲真相，生命都是可贵的，这场景更激励我不要因为自己的懈怠、怕心、面子心，让众生失去得救的机缘。我真怕哪一天知道某个亲人朋友被瘟疫夺走了生命，而我没能把福音传给他，那将是我弥补不了的最大遗憾！

有一个患者是我内弟的同学，以前也曾有过一面之缘。他非常积极地配合疾控人员详细回忆近三周的活动轨迹，当时疾控人员还签了字、写了书面材料，保证不泄露个人信息。但过后，他们却出尔反尔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给他造成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网上传的沸沸扬扬。他们全家人精神压力都很大，怕以后没脸见人，怕单位工作受到影响。内弟委托我给予关照。

因他和他的家人都在住院，我想仅仅通电话是不够的。我特意利用下班时间到他们所在的确诊病房，穿好隔离服，去里面看望他们，正赶上他们因信息泄露而拒绝治疗，要求与市长交涉。当班的医生希望我多在里面安抚他们，以免出意外。

我就结合疫情，给他们讲中共一贯欺骗人民、卸磨杀驴的真相，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感激地说：“这个时候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你还能费这么大劲来看我们，我们相信你。”后来他们真的把我当作最信任的人，经常和我通电话、发微信询问病情，咨询治疗意见，是否签字同意某种治疗方案等等。现在，全家人都平安无事，舆论风波也得到了删帖解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轮着去宾馆隔离，然后再回来工作。隔离期间，我就用电话给能想起来的朋友们讲真相。

我们科室的党支部书记，平时非常积极做党务工作，我就挺犯愁怎么给她讲。正好她在群里多次发通知，医院三令五申保守秘密，因为当地官员怕上级问责，瞒报了我们这个市级定点医院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确诊及死亡的病人数字。我借这个机会，鼓足勇气给她打电话讲真相，从新闻造假讲起，慢慢讲到我炼法轮功受益、身体健康，讲天安门自焚伪案，最后讲为了平安度过劫难，三退保平安。她居然真的都听進去了，同意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五十多天的工作结束，我平安地回了家。

疫情期间的医疗补助，不知让我们上报了多少遍考勤表，群里确认了不知道多少遍，最近居然还要我们提供所谓的照片等证据，到完稿的这一天，那点补助金还没发下来。

邪党真的是把人利用完了就翻脸。它隐瞒疫情、危害世界，还把自己宣传成抗疫模范、救世主。希望世人认清红魔，远离它。

文: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今年六月四日，我让姐夫翻墙看真相，他看到“六四”屠杀的真相照片后，对我说出了埋藏在心里二十年的天安门广场见闻。

2000年12月22日 我的前夫和我的姐夫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找我。姐夫看到一家三口人，离旗杆大约十米处喊“法轮大法好！”警察一棒子打在那位男子的后脑上，他倒地不动了，不到两分钟，开来两辆依维柯车，四个警察将打倒的男子扔進了一辆依维柯车，拉走了。五、六岁的小男孩和妈妈被另一辆依维柯车拉走。

姐夫一米七八的个头，年轻时就爱动手打仗。姐夫说，他看到警察一棒子就将那人打倒，可能打死了，他都吓得腿直哆嗦，一天没吃饭，没喝水，一宿没睡着觉，可见中共警察对敢讲真话的善良民众下手之狠。

也有人来问他，法轮大法好不好？姐夫瞪着眼睛，反问他：“你说好不好？”那人就走开了。姐夫说，他和我前夫在天安门广场找了我七天，那时，他想，可能我也被警察打死了。他还看到其他法轮功学员打开横幅后，被警察踹倒，用车拉走。

我因为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北京被两个穿军大衣的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我回来后，前夫没有对我说起他在天安门的所见所闻，只是说那七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他承受不住迫害的压力，与我离了婚。

我离婚后，姐姐和姐夫一直关心我、照顾我。在大陆生活的人，没有点勇气是不敢讲真话的。二十年后，姐夫才敢把他在天安门亲眼看到的中共警察行凶的真相说出来。

文: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我地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下称Z）是做铝合金门窗生意的，有一次，他仓库放了近千个光盘空盒，是准备做真相光盘用的。

有一天，Z的店铺来了两个警察，搜查他的店铺，从他的仓库搜出了那些光盘空盒要拿走。Z不让他们拿。警察说：“是国保大队让我们经常来你这里看看。”Z说：“柏林墙被推倒之前，东德士兵奉命开枪打死了一个翻墙逃往西德的青年，柏林墙倒了后，这位士兵还是被判了刑。虽然是奉命开枪，可打准打不准是自己说了算。上面让你们来看看，也没说叫你们非得把东西拿走啊？！”警察还是把光盘盒抬走了。

不久，Z发现那些光盘盒又出现在他的仓库。因他的店面离派出所很近，经常出去办事不关门，警察找机会又给他送回来了。

后来这个派出所又换了个新所长。有一次，这个新所长打电话告诉Z，说他办公室的门坏了，叫他过去帮忙修理一下。

Z去了以后，发现办公室没人，检查门也没有问题，却发现靠门放着一袋子大法书，二十多本。Z明白了：所长是让他来拿大法书的。Z高兴地提着袋子把书放到车里，拿回来了。

大约在1999年3月下旬的一个周五，河北承德广播电台广播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李亭亭持钢刀杀死生身父母”，文章把这一悲剧的原因栽赃为炼法轮功。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知道李亭亭有抑郁症，她曾在承德二中读书，因抑郁症而辍学，杀其父母是精神病所致。李亭亭没炼过法轮功，也不会做炼功动作。

当时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赶到报社，向编辑部说明了情况，编辑部马上答应不发文章了。但此稿已发往省编辑部，法轮功学员立即与报社的记者联系，追回了此稿。

法轮功学员又向公安局（出稿单位）的政委孟庆国、副政委陈风波反映了情况，政委当时客气地说：“这件事情发生了，不会再扩大。”孟庆国还说：“为了挽回影响，你们写篇正面报道，介绍法轮功在承德传播的情况，让你们在承德广播电台交通台广播。”达成这个口头协议后，承德广播电台交通台很快播出了“法轮大法在承德”的报道。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全面迫害法轮功，央视滚动播放抹黑法轮大法的谎言，又把李亭亭杀死父母的编造文章作为主要内容播出，毒害了很多中国人。这是中共邪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惯用伎俩。

毁谤佛法，造业如山，恶报相随。参与此次栽赃陷害的公安局政委孟庆国暴死于2000年春天，区公安分局局长李文启因肺癌死于2004年6月。

迫害初期，中共造谣说“练法轮功死了1400人”，都是这样编造出来的，都是栽赃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