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施错施 避疫抗疫路在何方？

文: 柯宏源　　 

中共的隔离封锁，不幸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对付瘟疫的首要重型措施。随着英国变种病毒的传播，欧美、澳洲、新西兰、亚洲等各大洲国家均拿起封锁措施。但封锁真的能阻挡病毒传播吗？封锁“措施”还是“错施”？

1月下旬，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动力学教授史蒂芬·莱利（Steven Riley）引用了一项React研究表明：“肯定不支持封锁起作用的结论。”

研究显示，英国于1月4日宣布全国封锁，1月6日至15日感染率增加，英国死亡人数也一直在上升。

全球范围内，从2020年12月24日至2021年2月8日46天内，平均每天580.4万人确诊，日均1.25万人死亡。确诊曲线和死亡曲线几乎都呈45度角的向上爬升趋势。

1665年，伦敦爆发鼠疫。政府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警察、医护、尸检等各界人员对疫区进行强制封锁，一切聚集性社会活动被取消，动物被捕杀，防疫人员焚烧刺激性燃烧物进行空气消毒。

英国作家迪福在日记体小说《伦敦大瘟疫》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市长办公室下令采取的最具争议的遏制措施是关闭房屋的政策。如果发现或怀疑有疾病，市政有权扣押财产，并将患者房屋关闭，关闭期限为一个月，直到病毒消失为止。因此实际上时全家被软禁了。通过这种方法，整个家庭被判处缓慢而可怕的死亡。”

封锁似乎对阻挡病毒没有什么特效，小说中写道一个从事屠杀职业的“屠夫村”疫情尤为严重，那条小巷很多人死亡。8月到10月期间，伦敦就掩埋了七万多疫亡的尸体。10月份以后，几乎以每周上千人的数字攀升，高峰时每周死七千人。

1665年大瘟疫夺走了伦敦10万人口，瘟疫在一场大火灾情后突然消失。有人说，那场大火烧掉了病毒，阻止了瘟疫的延续。或许吧，但无论如何，瘟疫和大火都不是伦敦人故意而为之，如果不是出自于天意，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

为什么封锁没起作用？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瘟疫？

当时伦敦虔诚基督徒们发现，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伦敦城，人们对物欲和感官追求的欲望要远大于对于上帝的虔诚，人们杀生、酗酒、赌博、乱伦，伤风败俗成为时尚流行文化。清教徒们忧心忡忡，认为上帝的惩罚即将降临。

300多年后的今天，一位武汉作家也写了一部60天的瘟疫封城日记，记述了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地武汉，在封城期间的疫情实录。

封锁导致的死亡数字来得更猛，日记写道：“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收留你的病床……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经断气……”

日记的真实性戳穿了中共所谓抗疫神话假相，颠覆了所谓“武汉经验”。

2021年疫情在中国多点爆发，中共延用所谓“武汉经验”，将极权统治借疫情封城而发挥到极致，产生的人道灾难与恐慌，不亚于病毒。

很多居民在家中病倒，根本不让出去就医。哈尔滨市一社区封门、封楼、封区。2021年2月3号中午，封锁社区中的一居民情绪失控，持刀捅死看守社区大门的志愿者。

经过一年多的攻城略地，新冠病毒俘获了一亿多名患者，并进驻地球大部分角落。在流行病学、病毒学、免疫学等医学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这在向人类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

美国学者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写道：“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大部分的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位之中解脱出来。”

“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

英国清教徒牧师查德顿曾描述瘟疫的消弭方式：“能驱散上帝愤怒的，不是打扫卫生、保持室内与街道的清洁，而是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灵魂远离罪恶。”

人类今天最紧急要离开的罪恶就是共产主义及邪恶中共，它诞生一百多年来给人类带来的就是饥荒、战争、灾难与背离神之后的全面道德沦丧，在东方是用暴力作为执政基础与统治方式，在西方则打着全球主义、进步主义、平等主义的旗帜行骗。

人们发现，此次武汉肺炎疫情起源于共产中国，那里是共产邪灵迫害亿万百姓、迫害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信仰群体的中心。而全球其它各地，凡疫情重灾区，也都是亲共或是极左思想猖獗的地区。

如果说瘟疫有眼，武汉肺炎病毒就是冲着中共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者而来，只有远离中共、远离共产党思想，才能驱疫避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