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帮流放北大荒的老兄弟们翻墙”

文: 李青

 

自从《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已有3亿7千多万中国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海外退党义工表示，尽管中共监控得越来越厉害，但三退的中国民众还是连续不断，甚至越来越多的体制内人士和高官也加入了退党行列。这里与读者分享几则退党小故事。 

 

2020年3月来自上海的屈沪东在发表退党声明时说，当年上山下乡流放“北大荒”，吃尽了苦头，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步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后来又学会了翻墙，看油管等等。人到老年，才知道中共对我和周围普通百姓犯下的滔天罪行。我要把这些翻墙技能教会我们那一批去北大荒流放的老兄弟们、一起被骗去安徽那个四线城市当老师的上海知青们。

 

屈沪东说，这次疫情的诸多乱象，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共的真实嘴脸。我不但自己退党，也不会让我的后代加入中共。

同样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中发表“三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中，有些人也留下很多类似的思考，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逐步明白过来的。

2019年11月23日，化名“信则强”的人讲述了他多年来追寻真相的真实经历。

我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中共党龄和中共军龄的退休军人，在军校系统学习过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按理说，我应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共党徒。值得庆幸的是，父母给了我一颗独立思考的大脑和孤傲直爽的性格。

我的思想转变是从2002年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开始的。大批国营企业变卖为私营企业。共产主义不是要消灭私有制吗？私有制不是万恶之源吗？国企为什么经营不下去而必须要搞市场经济？难道公有体制错了？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都是私有制？

直到2000年以后，事业小有所成，家庭终于安稳下来，工作得心应手，应酬也少了许多，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开始去思考人生和许多社会问题。猛然间意识到，党的事业有问题，共产主义有问题，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有问题。

于是我开始跑书店，买来很多宪政方面的书籍，开始研究自由、民主、宪政，卢梭、洛克、孟德斯鸠、霍布斯、托克维尔、亚当斯密等等，特别是哈耶克自由哲学论集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还把多年来收集的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大辞典等工具书和在学校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材都翻了出来。我的思想开始转变，那是从理性开始的深刻转变。

让我真正改变的是2005年的一天，我在一家服装店铺里看衣服，一个年长的阿姨从我身边一闪而过，迅速往我手里塞过来一个信封，头都没回，扬长而去。

我打开一看，那是两张光盘，一大一小，大的是神韵演出内容，小的是动态网安装盘。我迅速揣在兜里，回到家就安在了电脑上。从此，我了解了更多真相。共产党的邪恶，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真相印证了我的思考和判断。从那时起，我几乎天天看大纪元、新唐人，使我更加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并在力所能及条件下揭露中共，弘扬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观，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未来奋笔疾书，尽量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家人、亲戚、朋友、同学，为中国的未来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在此，我庄严声明退党，永不反悔。

2020年5月8日，来自北京的老人张爱缘说，我今年80多岁了，党龄也快70年了，现在让外孙子帮我翻墙、打字，我要退党。

小时候在老家，不恨日本人，最恨俄国鬼子，很多俄罗斯人经常到村里强奸妇女，我们在这种担惊受怕的环境下长大。老家非常穷，女孩很早出去干活谋生，我也为了糊口进了省城。很快中共建政，我到东北局工作，糊里糊涂入了团和党，成了当时的“进步青年”，其实对我来说能填饱肚子是最大的满足。对于苏联，我的印象一直没变，那就是个土匪强奸犯国家。

后来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一个庚子年（1960年）的大饥荒，现在看其实是毛泽东制造的人为饥荒，我去排队买东西时饿晕过去，差点丢了性命。那还是在城里，农村就更惨，饿死很多人。后来工作调动到了北京。

 

文革开始后，我们一家几口被流放到西北五七干校改造思想，也就是俗称的“修理地球”。那鬼地方都是盐碱地，走几十里不见人烟，吃不上喝不上，女儿在那边造纸厂患上了尘肺病，儿子那时小，在泥巴坑里学游泳，后来回城才敢把头放进水里练换气。流放西北那些年成了我一生的辛酸回忆，这辈子都没有再回西北看过一眼。

工作到退休，晚年生活还算平稳，外孙子经常给我讲墙外的真实信息，我知道了共产党越来越独裁，想开倒车，重新把国家带回毛泽东时代，变成第二个朝鲜，变回那个人吃人的社会，变成亲人互相检举揭发的牢狱，这事我绝对不能答应。我的老家到现在也没有脱贫，二哥家里只有一个土炕，这就是所谓的小康社会。

通过这次疫情，我经历的第二个庚子年，让我彻底辨明了中共的丑恶面目，它只会给老百姓带来不幸，现在还给全世界带来不幸。在此我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这是一个垂暮老者的觉悟，希望我的孩子、孙子辈能过上他们期待的生活，希望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能好起来，少些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