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一九三八年出生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回顧我的一生，受時代的影響，大起大落好幾次，受中共各種運動所害，我曾五次含冤入獄，枉蹲了近二十年的監牢，有道不盡的冤屈。

灰色童年──困長春

我也算個苦命人，出生剛兩個月零六天，父親就突然病故家中，剩下母親帶著我們三兄弟艱難度日。幸虧母親勤勞持家，靠攤煎餅、做豆腐腦維持一家生計。

一九四八年，我剛十歲，趕上了中共在所謂的國共內戰中，採用的以平民死亡為代價的戰術──「困長春」。當時長春歸國民黨管轄。由於八路軍的圍困政策，老百姓出逃想活命也被中共滅絕人性的槍斃，因此在國共雙方對峙的七個多月中，長春有十多萬老百姓因飢餓、疾病死於非命。雖然我們家靠朋友的幫助和一缸準備餵豬的泔水活了命。但十歲的我，親眼看見人們為了填飽肚子，扒光了所有樹皮，吃光了所有野菜，鄰居家一家餓死在家中，路邊的壕溝裏堆滿死孩子和還沒死的嬰幼兒。聽大人們說在城裏沒有食物，想逃出去，八路軍聽到動靜就開槍擊斃，為了避免小孩子哭鬧被發現，大人們只能狠心拋下骨肉。那種飢餓的折磨，和總能見到死人的恐懼，成為我童年記憶裏揮之不去的印記。

黑色青年──文化大革命

因為家裏窮，我十八歲進長春市一家工廠當學徒工，二十歲考取五級電焊工。一九五八年，在「大躍進」的宣傳鼓動下，為了生計，我背井離鄉去了新疆，考取八級電焊工，每月能有一些收入填補家用，為母親分擔壓力。我想，只要我努力就能生活好轉。可是事與願違，一九六一年，新疆人反抗中共的暴政，我被迫又返回長春，回來正好又趕上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

看到家裏吃不上飯，我從工廠買了兩對輪胎賣，想掙點錢。結果剛賣完，當晚就被區公安局警察帶走關押。我當時不服，覺的家裏吃不上飯了沒人管，我自己買的輪胎，又不是偷的，有啥不合法呢？結果被以態度不好為由，按投機倒把罪判了四年。四年刑滿釋放後，政府連這個罪名都沒有了，我的行為又變成合法的了。但那時的官方沒有人跟你講理，政策也是一時一變，最後不管它多矛盾，老百姓只能自認倒霉，我白白蹲了四年。

出獄後，中共又出台鼓勵全民辦企業的新政策，我還是那個想法，我努力就能生活好轉，就有好結果。我先後成立了鉚焊工程隊、電器承裝隊、汽車修配廠、機械加工廠，這幾個廠子都由我負責管理，任命我為廠長。當年，就鉚焊工程隊和電器承裝隊這兩個項目的利潤就高達四萬多元。我管理的這幾項企業正在蒸蒸日上的時候，又趕上了最黑暗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運動一開始，全國大部份企業都停產鬧革命，在廠裏我是廠長。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長春市造反派的常委。當時，上班時間全天鬧革命。所謂鬧革命，就是把有名望、有文化的知識分子揪出來批鬥。我開始也沒意識到在助紂為虐，後來批判劉少奇時，我覺的毛澤東在處理劉少奇的這件事上是錯誤的，因此我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二十年。

我入獄一個多月後，當時的妻子的單位找她談話，讓她跟我劃清界限，斷絕關係，否則開除公職。大兒子也受到連累，在學校被老師同學喊做反革命的狗崽子欺負。在政策的逼迫下，我在入獄不到四個月的時候同意跟妻子離婚，所有財產歸她所有，兩個孩子歸她撫養，當時女兒不滿一歲。我的母親因此悲傷過度，精神恍惚，直到嚥氣，嘴裏還一直念叨我的名字……

因我沒罪，我不服，在監獄內經常寫上訴材料，但都被監獄扣押。一想到二十年難耐的光陰，自覺太冤，就據理力爭。結果不但沒給說法，反倒被當作批判典型，三次被關押小號，戴二十八斤腳鐐子長達三、四年之久，成為犯人中的犯人。我也曾多次慘遭酷刑折磨，被毒打的幾次昏死，至今身上落下多處疤痕。

那個年代，像我一樣遭到迫害的家庭數不勝數，我在監獄裏遇到的很多所謂的「反革命」都是被冤枉的，其中有一個叫郭某某的遭遇，我印象極為深刻，只因他在中國新年糊牆時不小心把牆上貼的毛××畫像弄掉地上，無意中踩了兩腳，被他女兒的兩個同學看見並報告給學校紅衛兵總部，於是他被戴尖帽遊街批鬥，被定為反革命，判了十五年。他在獄中自覺冤屈，經常喊冤，後被關押小號，最後被槍斃了。在那個時代裏，有思維、敢說話的，都在一次次運動中被迫害死了。剩下的人們沒人再敢說真話，都是隨大流，隨聲附和。我也是在看到郭某某的死後，不再敢喊冤叫屈了。

一九七九年，我得以平反出獄。可與世隔絕了整整十一個年頭，母親想我活活想死了，兩個孩子隨娘改嫁，更名改姓，好端端的一個家被中共害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就想不明白，我就想過上好日子，就是說個真話，怎麼越努力越沒好結果呢？（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