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荷雨

「上天監視在下的人，以人的德行、表現賜給人壽命長短。不是老天爺要人早死，那是人不做好事，自尋死路。」（譯自《史記•殷本 紀第三》）近八年來，在中共對「真善忍」信仰的滅絕迫害與法輪功學員理性堅忍的反迫害中，善惡必報的宇宙法則在極其鮮明的彰顯著。本文列舉出部分參與迫害 法輪功的各級人員在近年遭到惡報的統計數據和觸目驚心的典型案例，希望能令仍在追隨邪黨對大法行惡者深思和警醒。

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自一九九九年 七月中共公開迫害法輪功迄今的八年中，經突破重重信息封鎖，明慧網核實的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已超過三千三百四十人，遍佈全國三十一個省、直轄市和自治 區；而記錄在案的各類積極追隨中共迫害法輪功人員遭惡報事例共五千五百三十六例，涉及上萬人，發生在三十個省市自治區。其中，公安、勞教、「六一零」、政 法和文教系統相關人員所佔惡報比例最高，約為總數的百分之七十。

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人數和惡報事例總數居前十位的各地統計數據見附表。

從表中可見，在迫害法輪功的重災區，惡報事例也大量出現，惡報事例發生數量與被迫害致死法輪功學員人數前十位的省份基本相同，並且這與以下統計計算結果也驚人的吻合。

在 統計學上，相關係數是被用來描述兩組隨機變量之間的相關密切程度的指標。相關係數的值在0到1之間，該值越接近1，兩組數據之間的關聯度越大；反之，該值 越接近0，兩組變量越不相關。一般，當相關係數大於0.3時，就可稱這兩組隨機變量是正相關的，即一組數據會對另一組數據產生影響。而被迫害致死法輪功學 員的前十位省份的人數與該省份惡報事例發生數量的相關值竟高達0.95！

從因果之道、惡業必報之天理來思考，可得出這些統計數值所表達的內涵：

中共江氏劫持整部國家機器，用造謠栽贓、脅迫誘惑等手段泯滅人的道德良知，敵視「真善忍」、 迫害法輪功，悖逆天理、罪業如山如天，任何捲入其中的生命，都將受到天理的制裁，不會因其是否相信神與天理的存在而有所改變。

有人把「惡有惡報」的古訓和天理說成是詛咒、恐嚇。其實，當人即將跌入萬丈深淵時，任其跌落是見死不救，而及時警告他：「站住！你已站在懸崖的邊緣！」才是真正的為他著想。

圖：法輪功學員2004年6月27日至7月1日在印第安納州首府的州政府大廳內舉行了為期五天的反酷刑展。

美國印第安納州格林斯堡每日新聞記者亞當•惠寧（Adam Huening）五月三十一日在貝茲維爾先驅論壇（Batesville Herald Tribune）網報導說，該州居民喬-泰克特（Joe Tackett）夫婦及女兒和魏女士，頂著烈日驅車遍訪各地，讓當地民眾了解和關注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牟利的暴行。

報導說，難以想像為什麼有人會開著車向人介紹這些看似遙遠的暴行，更難以想像為什麼這些與格林斯堡人有關。喬（Joe）翻開了一本海明威的名著《喪鐘為誰而鳴》，指著其中引述的一首約翰·多恩（17世紀英國詩人）的詩，提供了答案：

沒有人是個孤島，獨自而完全；
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小塊，整體的一部分。
如果一小塊被海水沖走，
整個歐洲大陸就失去一角，
就像一座海岬被沖走，
也好比你的朋友或你自己失去了家園：
無論誰去世了，都將帶走我的一部分，
因為我與所有人類息息相關，
所以我從不過問喪鐘為誰而鳴；
它為你自己而鳴。

泰克特夫婦告訴記者，中共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對法輪功學員開始迫害，為逼迫學員放棄信仰，中共當局實施了難以描述的非人待遇，其中包括一百多種酷刑折磨，被迫害致死的有政府官員、法官、教師、警察、農民、職員、大學生、懷孕婦女、嬰兒、老人和孩子。更有幾十萬人被關進監獄和勞教所。

報導說，魏女士對勞教所有親身經歷，這也是她幫助跨州旅行的學員的主要原因。她的兒子在上海上學，是一名法輪功學員，因使用互聯網向美國傳遞迫害訊息而被抓進勞教所，幾年來一直杳無音信。

報導說，法輪功以真、善、忍為原理，老少皆宜，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國廣受歡迎。喬指出，九九年以後，中共一直試圖醜化法輪功，為迫害製造藉口。最近披露的消息使他們決定認人們關注。據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前國會議員大衛•喬高的最近發表的獨立調查報告，中共將被關押法輪功學員當作活供體，摘取他們的器官出售。喬對記者說，這不是人權問題，這是反人類罪。

報導最後指出，儘管中共的暴行令人憎惡，麗萱•泰克特希望人們不要因此對中華文化產生敵意。她說，中共代表不了中國。

共產黨宣揚宗教信仰是愚昧落後的產物，認為有礙科學發展，是這樣嗎？

不是的。我們很多人從大陸來到西方，對到處都有的教堂比較有印象，西方信教信神的人真多。可是「愚昧」的西方人不是創造了比大陸更發達的科學嗎？或者說，中共的無神論（所謂的先進文化）為中國帶來了科學上的繁榮嗎？有人說，對神的信仰會禁錮人的思想，泯滅人的創造力，其實不然。

翻開歷史我們就會看到，科學發展鼎盛時期的偉大科學家，包括哥白尼、笛卡爾、伽利略和牛頓等均稱自己絕對信仰造物主神，認為這個世界——神的傑作 是有矩可循的，正待科學家們去發現證實。科學研究和個人對神的信仰根本就不是如共產黨所宣揚的水火不容的關係。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有一大批名垂史冊的 大科學家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論」者，比如現代天文學的奠基人開普勒、近代化學的開創者波義耳、電解原理的發現者法拉第、電報的發明者莫爾斯、熱功當量的發現者之一焦耳、電磁理論的集大成者麥克斯韋、被譽為原子理論之父的道爾頓、現代遺傳學的奠基人孟德爾、青黴素的發明者弗來明、微生物學的創始者巴斯德等等，都是虔誠的宗教信徒。

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經典物理學巨匠牛頓。牛頓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中共無法掩蓋這一舉世公認的事實，於是在教科書中刻意把牛頓說成是晚年涉身宗教，並因此無所創造，誤導人以為其早年眾多的科學發現是在「無神論」的世界觀指導下做出的，而晚年其宗教信仰阻礙了科學創造。然而事實是，牛頓成為虔誠的基督徒遠早 於其從事科學研究，並且對神的信仰終生未變。牛頓早在劍橋大學讀書時，就已經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了。他經常在筆記本或課本的空白處寫下他的禱告，至今仍有許 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館中。他更經常和室友魏金斯在校外分發《聖經》給窮人，向他們傳福音；因此購買要分發的聖經成為牛頓學生生涯中除了房租與伙食費外最大的 花費。甚至牛頓對科學的思索也與他的禱告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常在信仰的思索裡想到科學，在科學的思索裡想到信仰。以至於後來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曼紐在其所著的《牛頓傳》中都說：「近代的科學是源自牛頓對上帝的默想。」

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1977年在其著作《科技英才——美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的統計材料，自從1901年設立諾貝獎以來，美國 獲得該項科學獎的286位科學家中，73%的獲獎者是基督徒，19%是猶太教徒。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費曼曾說「許多科學家確實既相信科學，也相信 上帝——啟示的上帝，而兩者可以完美地一致」。現代航天科學之父馮·布勞恩曾寫過這樣一段話，也許可以視作對費曼的註解：「宇宙的無邊神奇只能證實我們關於造物主確定性的信仰。我發現理解一個不承認在宇宙後面存在超理性的科學家和領會一個否認科學進步的神學家一樣困難。」(電子信箱：feedback@minghui.org)

[謊言揭秘]

「飛奪瀘定橋」的真相 「飛奪瀘定橋」是大陸小學語文至今還在用的課文，文章突出的主題是表現為了黨的事業，紅軍是如何奮不顧身，課文中的 「同志們！為了黨的事業，衝呀！」灌輸給了幾代人。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個所謂軍事上的奇蹟原來是虛構的。 課文裡講紅軍在20個小時行軍240里，從安順場趕往瀘定，而且是背著行裝，走的崎嶇山路，擊潰了好幾股阻擊的敵人，途中遇上瓢潑大雨，踩著泥水，漆黑的夜……按常識，在20個小時裡走完這樣的240里是不太可信的，這可不是幾個鐵人三項賽的運動員在走，而是紅四團一個團的人。課文還說22名紅軍冒著敵人密集的槍彈，從13根鐵索架起的沒有木板的橋上衝了過去。想一想，如果對方真有抵抗，不用說密集的槍彈，只要有一個人守著，只要有一架機關槍可以開火，想從拆掉木板的橋上通過，除非是鐵人。然而，孩子的童真成了中共欺騙的本錢，幾代人就這麼學過來了，深信不疑。

作家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根據國民黨軍隊的大量來往電報、部署判斷瀘定並無守軍，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鬥。作家還採訪到當年在橋邊開豆花店的一位婦女，過橋的紅軍就曾住在她家，她講紅軍「陰一炮，陽一槍地打過去」，然後「慢慢過完橋」，過橋時「沒有打」。

無獨有偶，明慧網上也收到一封大陸讀者的來信，談及他去瀘定了解到的情況，這裡呈上與大家分享：

2001年5月，我們一行五人去四川康定旅遊，經過瀘定城，少不了要去參觀瀘定橋。

我們在一家餐館遇到了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我問：「大爺，請您講一下當年紅軍是怎樣飛奪瀘定橋的，行嗎？」

大爺非常生氣地說：「打哪個嘛（打誰呀）！人都跑光了，打哪個嘛！」

「大爺，當年紅軍來的時候，橋板撬掉沒有？」

這時大爺才回答說：「橋板是撬了的。當年紅軍來的時候，瀘定已是一座空城。老百姓聽說共匪要來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跑了。國民黨的軍隊落在紅軍一百多公里之外。當時守瀘定橋的是一個民團。因為瀘定是通往西藏的要道，康熙年間修好瀘定橋後就一直有民團守橋，民團是守橋的，而不是對付紅軍的。紅軍的先頭部隊來到橋對面時，民團向橋對面胡亂放了一陣槍後就跑了。紅軍沒有還槍，他們跑了一天一夜，倒在河灘上就睡著了。等到大部隊來了後，把老鄉的門板取了兩個換搭著過橋，然後用城裡的門板把橋舖滿。紅軍是排著隊過的橋，隊伍過完後就放火把橋頭堡燒了，說是為了阻擋國軍的追擊。紅軍另一支隊伍從安順場過河後，沿公路向瀘定城來了，先派來了一個探子，然後來了兩個探子，後來又來了三個探子，最後大隊伍就來了」。

講完後，大爺用質問的口吻說：「哪裏打過仗嘛？！」

一個參加過中越戰爭的親戚，聽我講了這件事後，約了戰友專程去瀘定考證。回來後對我說，他們在瀘定橋的兩頭仔仔細細查看過，的確沒有打過仗的痕跡。

瀘定之行，令我非常震驚。「飛奪瀘定橋」這樣一個荒唐的騙局，竟冠冕堂皇地寫進了教科書、黨史，甚至拍成電影和電視劇。我時常在思考，共產黨到底還製造了多少彌天大謊？還要繼續愚弄欺騙多少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