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民警悄悄對我說：『你們法輪功偉大，堅持真理，不怕死。中共黨員要都學你們法輪功，絕不會腐敗，社會也不會這麼黑暗。人心都在法輪功這邊，你別灰心，堅持到底，天快亮了。』」

「一個犯人看我整日心平氣和，不怨不悔，很願意和我接近。一天半夜，他起來叫我，問什麼事，他說：『你們老師寫的詩真好。「古人誠而善，心靜福壽齊。」真好。認識了你，知道了這麼多道理，我這趟監獄沒白蹲。』」

「家屬給犯人送衣服、存錢，號裡叫『送溫暖』。開始不允許給法輪功送，經過努力爭取，可以送了。在不允許送的時候，我收到了兩包衣服。一包是單位派人以集 體名義送去的，一包是一位不知名的幹警以我妹妹的名義送的。號裡的人說：『你人緣真好，不認識的人都給你送東西，明天我也煉法輪功。』」

「所領導親自跑到局裡要人，好話說了一大車，他們都知道我工作十多年，表現突出，講話也硬氣。其實這些領導我基本沒什麼來往，敢於在這種情況下出面為我說話，可見他們的正義感和善良本性。」

「一個同學說：『我真佩服你！你有信仰，有骨氣，活得有意義。不像我們，庸庸碌碌，無所作為。』」

「真沒想到我的事牽動了那麼多人的心，我趙輝，一介書生，平時寡言少語，一無權，二無錢，人們為什麼無條件地幫我？不是我有多大能耐，多了不起，是我的善 念喚起了他們內心深處的良知善念，這良心使他們堅強有力，使他們有清醒的判斷，堅決地站在正義一邊，使他們的心因為善良而變得偉大。」

趙輝的話觸動了我的心，為自己感到慚愧。我曾經對法輪功的事漠不關心，一心搞我的研究，衣食住行，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一輩子就這樣，「難得糊塗」，正義 呀真理的，於我何干？這大概就是愛因斯坦說的「豬欄理想」吧。人怎麼能混同於動物呢？想到這兒，我不禁打了個冷戰，多可怕呀！

趙輝說得對，人心因善良而偉大，只有保持善心，才能領悟生命的真正意義和價值。

有人想，這是不是說得太過分了？至少，共產黨自己都在嘲笑過去，現在同過去應該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可是，我們看看今天的人們都在想什麼：「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中國不能搞自由化，一搞就亂」，「不要揪住共產黨的過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給共產黨時間，人權和自由早晚會到來」，「人權就是溫飽權，飯還吃不飽，講什麼人權」，「什麼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學」，「壞事都是個別人的素質問題，黨本身是好的」，「國家這麼大，換誰不一樣？」，「誰反對共產黨，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擰不過大腿，鬧什麼鬧？」，「穩定壓倒一切」，「把經濟搞上去再說」等等，人們普遍認為這些觀點是自己獨立理性的思考，而非來自中共的片面灌輸。

人們真的是在做獨立理性的思考嗎？其實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觀點，一個不落的都是共產黨為維持統治而宣傳灌輸、處心積慮地要讓人們去接受的東西。只不過「造反有理」變成了「（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可以說，在人們認為已經擺脫了盲目崇拜，並覺得對共產黨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時候，黨文化正牢牢地掌握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們的思想更多地是被黨直接灌輸所致，而今天的人們經過多年的折騰後，不再「盲目」，把共產黨灌輸的東西當作了自己「獨立」「理性」的思考結果。上面那些問題，如果跳出黨文化的框框，都會有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看待，而不致於落入為中共的合法性作辯護的陷阱。(編輯信箱：feedback@minghui.org)◊

【明慧週報】中國百姓從自己的真實經歷中知道共產黨不好，可以說這是絕大多數人的共識。但是，因為中共的無所不在，許多人本能的認為中國似乎又離不開共產黨，一個常見的說法就是「沒有共產黨，中國亂了怎麼辦？」

中國的問題很複雜，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加上共產黨數十年來滲透到了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是沒有了共產黨，對很多人來講，的確變得不可想像。於是，對於「沒有共產黨，中國亂了怎麼辦？」這個問題的討論，就難以有個答案。

其實，這個問題的問法本身，就是對中國人民不公平的，這個問法本身就給共產黨提供了生存的空間，這是一個嚴重的誤區。如果一個強盜和強姦犯劫持了一所學校，那麼趕走這個強盜是沒有商量餘地的。人們不太可能就「沒有了這個強盜，學校會不會亂？」這個問題展開討論。不錯，「學校會亂」可能真是一種危險，那麼合理的問題應該是這麼問，「我們必須趕走強盜，但是，如何做才能使學校不至於發生動亂呢？」這裡，「趕走強盜」是不需討論的前提，正因為大家無條件的認同了這個大前提，其它所有的各種討論才具有了真正有利於學校師生的意義。

同樣，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破產了，對於劫持了中國民眾的西來邪靈共產黨而言，趕走共產黨，解體共產黨，是世界的潮流，是中國人民的願望，是解決中國其它問題的起跑線，這個問題是不需要討論的，如同趕走那個霸佔學校的強盜一樣，是無條件要解決的，所以，我們真正討論的問題應該是：

「我們必須解體共產黨，但是，如何做才能使中國不至於發生動亂呢?」

 在這樣的前提下，共產黨就沒有了生存的空間，人們就不會被一個有利於共產黨的問題所障礙住。那麼，十三億人民的聰明智慧將可以圍繞如何「解體共產黨」又使「社會又不亂」這個嶄新的思路而全面展開，群策群力，共商大舉。(明慧週報編輯整理)

【明慧週報】老人都愛說叨過去的一些事，提起1959年至1961年這段「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艱辛，恨不得淚水漣漣。這三年發生了亘古少見的慘禍，因饑馑而非正常死亡（餓死）的人民多達3000多萬人，是八年抗日戰爭期間因戰亂死亡人數的一倍半。在人類歷史上，這是和平時期因饑馑死亡人數的最高記錄。晚輩們問起老人那時都怎麼個災害，是大旱，大澇，地震還是風嘯，老人說，那些倒沒有，還算正常年景。又問既然如此，那您為什麼開口就叫「三年自然災害」呢？老人說，報上就這麼說的，聽習慣了，也說習慣了，就這樣了。

所謂的1959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一個中共為了掩蓋其幻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政策錯誤而製造的彌天大謊。

查閱中國的自然災害記錄可以發現，從1949年至1958年幾乎年年有災，有時災情甚至十分嚴重，但中國的糧食產量仍能逐年增加，農業生產形勢良好。「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之後也同樣沒有多少風調雨順的年份，持續性乾旱對農業影響很大，特別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這些災情同樣沒有妨礙農業的增產，更沒有造成全國性饑馑。

具體分析1959至1961年這三年的自然災情資料，學者們發現這幾年沒有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嚴重洪澇災害，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旱澇災害。根據《中國水旱災害》一書中1959年至1961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圖，可以發現：1959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在正常變化範圍之內；1960年全國乾燥度略大於平均值，乾旱範圍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的程度減輕；1961年從全國來看屬正常年份。因此，從乾燥度距離平均值的分析中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經歷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全國性、持續性旱災。同樣地，利用氣象專家編製的1895年至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也證實，在1959年到1961年間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屬於正常年景。

據此，學者們認為，「從我國歷史的災荒實況觀之，有史以來幾乎無年不災，災荒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三年期間當亦不能排除發生自然災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誤，完全能夠保證足夠的糧食產量」。中國大規模餓死人，實在另有原因。不過，由於沒有言論自由，學者們不敢直接指出：三年經濟困難真正的原因是中共當權者製造的人禍。

【明慧週報】近年來，中國社會風氣敗壞，各種有毒食物、假藥泛濫，使得海內外廣大的消費者深受其害。2004年有毒的假奶粉造成了眾多無辜的嬰兒受害死亡，現在一些國家對中國食品嚴查，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江澤民一夥濫用電視廣播報紙製造和散佈精神毒品，對法輪功「真、善、忍」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一輪又一輪的栽贓陷害、醜化恐怖宣傳，讓人們在思想中產生精神癌瘤--在不明真相中對善良的仇恨。正是這種基於謊言的仇恨宣傳使人們在無知中毀滅人性和良知，致使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假、惡、斗、邪才得以泛濫，黑社會和腐敗才得以猖獗，社會治安才會嚴重惡化。

中老年人可能還記得文革時期，前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夜之間被打成了「叛徒、內奸、工賊」，被心中充滿仇恨的紅衛兵謾罵、羞辱、折磨而死；中小學學生因「被謊言灌輸的仇恨」毆打老師，給校長掛牌遊街；無數的大學教授、知識份子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迫害致死。最讓人不可理解的是「批林批孔」運動，孔子二千多年來受世人尊敬，早就去世了，也不可能和林彪(毛的接班人)一起叛國逃往蘇聯，不知怎麼搞到一起被「批倒批臭」。

中共為什麼用謊言宣傳「仇恨」？並不是學生需要「仇恨」，並不是老百姓需要「仇恨」，而是一些當權者需要「仇恨」，並不惜一切的用謊言和恐怖逼迫人民「仇恨」。有人可能會問：中共江澤民集團為什麼如此仇視法輪功「真、善、忍」呢？很多人都知道白雪公主的故事。

白雪公主由於美麗受到她王后繼母的妒嫉。王后由妒生恨，想方設法要把白雪公主除去。法輪功不僅讓人煉功祛病健身，而且要求按照「真、善、忍」修心，啟迪人心中的善念，深受廣大民眾的尊敬和喜愛。江澤民和中共出於自私和對權力的極端慾望，稱「法輪功和我們爭奪群眾」，於是濫用權力造謠誣蔑、栽贓醜化法輪功，調動國家力量虐殺法輪功，妄想「剷除」法輪功。這和白雪公主的故事多麼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