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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無神論」的尴尬

世界上絕大部份的著名大學,都是由宗教徒們創辦的。圖為芝加哥大學的地標建築洛克菲勒教堂,以該校的創立者浸禮會牧師約翰.洛克菲勒名字命名。
相信不相信佛道神,本來是個人信仰的事情,與政府無關,也與黨派無關。這是現代社會的共識,也是中共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及中國憲法明文規定的。但是,為了繼續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共卻強化「無神論」宣傳,並把「無神論」與「科學」捆綁起來,似乎為「無神論」找到了「科學」的依據,甚至以此把法輪功信仰「真善忍」說成是迷信,為其繼續迫害法輪功尋找新的藉口。

科學與宗教信仰本來就是不同範疇的內容。以不包含道德因素的科學及其研究方法,試圖否定以提升道德為基點的宗教信仰,這是可笑的事情。中共宣稱普及科學知識就能破除有神論,但是卻無法否定這樣的事實:

世界上絕大部份的著名大學,都是由宗教徒們創辦的。對人類科學的進步做出傑出貢獻的很多科學家,象著名科學家牛頓和麥克斯韋,都是虔誠的宗教信仰者。

科學技術遠比中國發達的國家、科學知識遠比中國普及的西方社會裏,相當比例的人,包括科學界、知識界、教育界的精英,依然信仰宗教、信奉神明。

據美國2001年統計數據,在2億8百萬成年美國人中,有宗教信仰的有1億6千7百萬人,達到80.4%;宣稱不信仰宗教的是2千9百50萬人,僅14.2%(另有1千1百25萬人拒絕透露是否信仰宗教,占5.4%)。在加拿大,2001年統計數據表明,72%的人是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加上信仰其它宗教的,3000萬加拿大人有83.8%的人信仰宗教。

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裏,信奉宗教的國家是絕大多數,恐怕沒有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象中共一樣把「無神論」奉為「國教」大力推崇的。

事實上,對於佛、道、神的信仰,不論中外,也不論是否以宗教的形式存在,由於其教人向善的道德教化,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都是主流。中國歷史上最燦爛輝煌的時期(如盛唐),恰恰是從皇族到民間都虔誠的信奉神佛的時期。
中外歷史上,推崇宣揚和向全民灌輸「無神論」,全面诋毀所有對佛道神正教信仰的,唯有中共。

中國經濟的二元性

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情況,也很像枯榮大師的臉。圖為某山區學校,教室的一面牆壁已倒塌,屬危房,老師、學生只能在露天上課。
《天龍八部》中講大理國的天龍寺裡面有個枯榮大師,他的臉非常奇特:「左邊的一半臉色紅潤,皮光肉滑,有如嬰兒,右邊的一半卻如枯骨,除了一張焦黃的面皮之外全無肌肉,骨頭凸了出來,宛然便是半個骷髅骨頭。」(《天龍八部》)

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情況,也很像枯榮大師的臉,存在著非常大的反差。首先是貧富懸殊,兩極嚴重分化,這是世界公認的。不久前有統計表明,從中國的改革中得到好處的主要是中共官員和家屬及相關的人,他們成為暴發戶。

例如,二零零六年由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做出的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指出,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中國的億萬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幹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幹子女,共擁有資產二萬億。

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至少有十億老百姓沒有在改革中得到多大的益處,個人收入增加緩慢,甚至很多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在中國,人們看到一方面是經濟櫥窗或發達城市,而更廣大的地區(象廣大農村地區、城市平民和西部地區等等)則是落後與貧窮,中國社會中的「枯榮」分明。

中國的經濟狀況到底如何引起了各界非常不同的解讀,有人說是高速發展,甚至出現過熱,也有人說可能面臨崩潰。仔細看一看現實,就可發現中國經濟存在著二元性:由政府主導的權貴經濟過熱,而民營經濟過冷。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的郎鹹平教授由於直言指出中國改革中的一些弊端,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爭論。他分析說中國存在非常特殊的「二元經濟體系」。

中共「以錢(GDP)為綱」的結果是,地方政府官員為了創造政績而陞官,就熱衷於圈地賣地,顯然賣地的價格越高,GDP則上升得越快,領導個人的政績也就越好,所以地方政府需要炒熱房地產,這樣帶動了房地產及有關的行業和形象工程,出現過熱現象(這裡面地方政府為了賣地而圈地、強行拆遷出現的失地農民、拆遷戶等等,中共就強行打壓,這是人為造成的社會問題)。而民營經濟在銀行貸款方面永遠處於劣勢,只得在地下錢莊尋求高利貸,從而抑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國際化」的衝擊使得民營企業雪上加霜。

權貴經濟是權錢結合的「權貴資本主義」,是腐敗的溫床。這是從一個側面看出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共產黨是腐敗的根源,中共是沒有辦法解決自身的腐敗問題的。

西方的資本主義是由民營企業為主導的自由資本主義,而中國現在是以權力為主導的權貴資本主義,前者體現的是現代企業精神,後者代表的是特權與壟斷,二者之間是有本質差別的。

中共一直炫耀的經濟發展其實是其「權貴資本主義」,體現的是特權和腐敗,是畸形的經濟發展,不僅受益的永遠不是廣大的人民群眾,而且是以犧牲環境、犧牲人民群眾及其後代的切身利益為代價的。

在中共人為製造的二元經濟體制中,中共官員和家屬等少數人始終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廣大人民群眾始終受到不公的待遇,永遠是「枯」的一面,永遠是經濟上貧窮的弱勢群體。
河南省級貧困縣濮陽縣縣委縣政府辦公大樓,被群眾稱為「天安門」

【三言兩語】換個角度看問題:中共腐敗還有救麼?

人人腐敗,遍地貪官。這是當今中共官場特色。各省市或中基層官員的糜爛性腐敗自不待言,根據中共審計局報告,所有49個中央部委,「全都有問題」,足見中共官場腐敗的大規模、大面積、和高規格。所謂「反腐」,愈反愈腐。國內因此流行一個比方:讓中共大小官員排隊,如果朝他們每人開一槍,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開一槍,肯定有漏網的。

有人說,即便民主國家,也還存在腐敗,沒錯,但數量極少,比例極低。通常而言,在監督完善的民主國家,官場腐敗率在5%以下;而在中共一黨把持下的中國,官場腐敗率卻在95%以上。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2004年發佈報告,中國清廉指數僅為3.4分,與敘利亞並列世界第71名,屬於重度腐敗國家。

從哲學上講:量變帶來質變。如果說,某種腐敗,來自人性的貪慾,即便再過一萬年,還可能存在。但在自由國家,人性的貪慾,受到道德和制度的強力約束,殘存的,僅僅是一點人性的腐敗。但在中國,無神論使人們喪失來自信仰和道德的內心約束,整個社會無法無天,人性的貪慾得到制度性的張揚,變成制度性的腐敗。這便是兩者質的差別。

排斥透明與公開、拒絕監督與制衡,中共的獨裁為官場腐敗大開了方便之門,有限的資源朝權力傾斜,不斷為「強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或者,越靠近權力越富,越遠離權力越窮。可以斷言:只要中共不除,人民沒有言論和信仰的自由,大陸官場的腐敗就無可救藥。  (明慧週報編輯整理)

【謊言揭秘】誰挑起了朝鮮戰爭?

中共對於朝鮮戰爭的說法是,1950年6月25日,美國“反動統治集團”唆使南朝鮮李承晚政府發動了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進攻。這種說法跟許多史料的記載大相逕庭。現在大陸的歷史,跟韓國的主流看法更是相去甚遠。在漢城,凡是有關韓戰的介紹都無一例外地指出,1950年6月25號,北韓開始侵略韓國。

韓國軍隊措手不及倉促應戰

田永鎬在戰爭爆發時是韓國軍隊的一名中尉,在司令部工作。他在漢城戰爭紀念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十分肯定地說,是北韓先打過來的。他說,當時兩國軍隊的力量相差非常懸殊,「韓國軍隊只有十萬人,北韓不知要多幾倍,坦克車北韓有250到260輛,我們只有幾輛裝甲車。」他回憶說,當時他們倉促應戰,使用的迫擊炮口徑太小,打到北韓坦克上根本不管用。最後不得不把漢江大橋炸毀,以阻止其前進。但是在北韓軍隊勢如破竹的攻勢下,韓國軍隊節節敗退,一直退到朝鮮半島南端的釜山一帶。他說,「只剩下那麼一點點地方了,假若那個地方再失守,我們就全完了。」

真正的侵略者

記者在戰爭紀念館和仁川登陸作戰紀念館參觀的時候注意到,韓國方面認為,有兩個原因造成北韓敢於向韓國發動進攻:一個是美國在1949年從韓國撤軍,另一個是美國當時已經把韓國排除在其遠東防線以外,使北韓感到有可乘之機。

其實,在美國和韓國看來,北韓和中國才是真正的侵略者。美國總統杜魯門在30萬中國軍隊突然出現在朝鮮北部以後,曾經嚴厲譴責所謂「紅色帝國主義」。杜魯門說:「聯合國部隊正在朝鮮打擊侵略者。這些侵略者不僅威脅著聯合國的完整性,而且威脅到所有人類對和平與正義的希望。如果聯合國屈服於侵略,就不會有任何一個國家感到安全與安心。」

武裝奪權

談到這個問題,美國海軍學院的歷史學教授余茂春說,其實,對於這場戰爭究竟是誰先發動的,中國學者凡是真正做過細緻研究的基本上都沒有疑問,只不過在中國官方的史書上不敢公開說是北韓發動的。余茂春說:「如果現在中國大陸還有學者公開提出來朝鮮戰爭是由南朝鮮主動發起的,這樣的學者在中國是沒有生存餘地的,大家都會譏笑這種學者。所以現在中國史書大部份都不提誰先發動的,只是說6月25號朝鮮戰爭爆發了。」那麼,北韓為什麼要對韓國發動突然襲擊呢?余茂春說,其意圖跟中國共產黨在1946年打內戰的意圖完全一樣,它就是要通過武裝奪權的方式,發動共產主義革命,使朝鮮半島整個赤化。

中國的軍事捲入

據介紹,對於中國參戰的原因,學術界近年來也有新的提法。五六十年代,不少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在朝鮮半島的軍事捲入,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傳統的說法是,中國曾在美軍成功進行了仁川登陸後警告美國不要跨過38線,由於美國對此置之不理中國才不得已而出兵的。但是,余茂春說,新的資料顯示,中國在 1950年10月美軍跨過38線之前就已經決定要軍事捲入了,目的是把美國徹底趕出朝鮮半島。他說,在這方面最著名的學者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陳兼教授。余茂春分析說,韓戰的發生以及中國的捲入跟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有密切的關係。余茂春說:「因為當時中國、北韓和蘇聯都認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正在進入高潮。韓戰發生後,中國覺得它應該儘自己的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蘇聯也大力支持。」

斯大林的許可

余茂春教授介紹說,根據蘇聯垮臺後解密的材料,1950年1月30號,斯大林曾經給金日成發過一封電報,這封電報批准了金日成進攻南朝鮮的請求。余茂春說:「所以說,斯大林在朝鮮戰爭的爆發上應該負有直接的責任。沒有斯大林的許可,金日成絕對不敢在6月25號發動這場戰爭。」(摘自美國之音的報導,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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