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曉禮

「一個人，如果政府指示他去做的事，或者社會期望他採取的態度，他自己的良心認為是錯誤的，那麼他該怎麼辦，這實在是一個老問題。

……雖然外界的強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影響一個人的責任感，但絕不可能完全摧毀它。在紐倫堡審判中，這種立場實際上被公認為自明的。我們目前制度中存在著的道德標準，以及我們一般的法律和習俗，都是各個時代的無數個人為表達他們認為正義的東西所做的努力積累起來的結果。制度要是得不到個人責任感的支持，從道義的意義上來說，它是無能為力的。這就是為什麼任何喚起和加強這種責任感的努力，都成為對人類的重要貢獻。」

以上是愛因斯坦於1950年7月19日寫給美國科學工作者團體的公開信的部份內容，今天讀來，仍有教益。

愛因斯坦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當政府命令（或法律）與個人良心發生衝突時，究竟應該以那個為準？如何面對這一問題，確實應該引起我們每個人的認真重視和思考，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可能碰到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紐倫堡審判法西斯戰犯時，各國政府均採取這樣的立場：不道德的行為不能藉口他們是奉政府的命令幹出來的而求得寬恕。究竟什麼是不道德的行為，只能由個人的判斷和良心來確定。道德規則應該置於法律之上，這種態度符合人民一般的是非感。

當一個人由於道德信念而不服從法律時，政府就會認為他是一個違反法律而必須懲處的反叛分子。在決定不服從法律時，他是在為改善社會、追求真理和正義這個最重要的事業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在有決定性意義的問題上，這樣做往往是使社會進步的唯一辦法；特別是當現有條件不允許有效地利用正常的合法程序時，更是如此。目前，中國的法輪功群眾，以及支持法輪功的各階層善良的人們，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犧牲，同時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範。

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很明確，他說：「我相信個人應當根據他的良心行事，即使這種行為勢必要觸犯國家的法律。我相信他應當這樣做，即使他明明知道他會被當局判罪，他也應當如此。這種態度最符合我自己的道德感……盲目服從那些我們認為是不道德的國家法律，只會妨礙為改革這些不道德的法律而進行的鬥爭。」他還說：「我想做的事，不過是要以我微弱的能力來為真理和正義服務，準備為此甘冒不為任何人歡迎的危險。」

作為人，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我們應該記住人性中的善念良知，把他擺在指導我們行為的第一位。要是我們每個人都能這樣做，展示在面前的將是通向新樂園的金光大道。

文／孤山

中共十七大期間，發生了一件不那麼引人注意的事。國際特赦組織於2007年10月18日給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表達了希望中國廢除「勞教制度」、關注最近北京公安以奧運之名拓展使用勞教等行政拘留措施，並呼籲可能在本月人大常委會討論的替代勞教的法律應符合國際人權標準。

這裡所說的會議，應該就是10月28日在北京結束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三十次會議。會上通過了4項法律。不過這個在擬議中取代勞教制度的「違法行為矯治法」並不在其中，甚至都沒有列入會議議程。

中國的勞教制度由來已久。應當時「階級鬥爭」的需要，1957年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後又有幾次修改補充。1982年國務院轉發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這個《試行辦法》一試就是25年。從試行辦法的內容來看，第一條適用勞教的是「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是極少數仍然保留「階級鬥爭」思維以打擊「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為目標的法律法規。由於其公然以政治迫害為主要功能，目前已成為中共迫害法輪功、家庭教會、維權民眾、維權律師和政治異議人士的主要武器。

「違法行為矯治法草案」和勞教制度並無本質的區別。根據參與修改的人士所說，無非是改了個名字，決定勞教的仍然是公安機關，只是被勞教人員對決定不服可以申辯，可以到法院申訴，稍微瞭解一點中國上訪人員遭遇的，都知道這個申辯毫無意義。

另一個所謂的變化是矯治時間由半年到1年半，最長不超過1年半。而過去的勞教時間最長可達到4年。然而，正因為仍然保留了公安機關獨家決定的特權，任何經過一年「矯治」後釋放的人又可以立即被抓回去重新「矯治」，我們看到過太多的連續兩次以上勞教的案例。在這種情況下，關押時間的變化意義並不大。

至於另一個叫作「實行人性化管理」的變化，建議大家去看一看高智晟律師親自調查法輪功學員在勞教所被酷刑折磨後給中共最高當局寫的公開信。被高律師稱為「從老虎凳上走下來的聖賢」的長春法輪功學員、六旬老人王玉環，2007年5月再次被警方抓捕，9月被迫害致死。

為什麼一個顯而易見違反中國自己憲法法律的勞教制度可以存在半個世紀之久，而一個在本質上並無區別，僅僅在字面上對公安系統的為所欲為稍加限制，遠遠談不上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違法行為矯治法」卻幾經難產，不能按計劃立法？

理論上說，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人大任命國務院總理，而公安部僅僅是國務院下屬的諸多部之一。然而，比公安部高兩級的人大常委會對公安部的反對意見一籌莫展，以至於一個簡簡單單的「違法行為矯治法」，討論了4年，2005年和2007年兩次列入年度立法計劃而無法進入立法程序。

公安部，從隸屬關繫上來看，表面上歸國務院領導，實際上卻另有主子。它的上面，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這個中共中央政法委是中國司法系統真正的太上皇，屬於國務院的公安部、國安部和司法部，屬於人大的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都歸它管。在中國司法系統的這幾個機構中，又以公安部權力最大。最近十七大接替羅幹成為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在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就是中央政法委的副書記，而其他各部部長、法院、檢察院的院長都只是中央政法委的委員。

勞教制度，由於不需要經過任何司法程序，僅由公安系統一家就可以任意將公民剝奪自由長達四年，因而成為公安系統的私家刑法，進而成為少數仍然直接被中共掌握的私家刑法。

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中，這是一個被使用得最多的手段。在迫害最高潮的階段，很多勞教所關押的人員中大多數都是法輪功學員。

2005年9月，也就是人大第一次宣佈把「違法行為矯治法」列入立法計劃的那一年，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在全國司法行政基層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完善中國特色的刑罰執行制度和勞動教養制度」。

正是由於勞教制度是中共迫害人權的最直接可用的工具，而直接使用這一工具的公安部門及其主子中央政法委，一心要加強而不是削弱這個工具，才是這一公然違憲違法（姑且不論這個憲法本身的問題）違背國際人權標準的勞教制度繼續存在的原因。

（原載看中國）

最近三十年，中國經濟取得一定發展，民眾生活得到一些改善，有人為此產生「自豪感」，陶醉於「強國夢」中。這本無可厚非，也可以理解。然而，有些民眾因為自己滿足於現狀，而反感和抵制所有批評中共政權的言行，則不免迷失。

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在中共執政的前三十年裡，一場接一場的人間浩劫被人為製造出來，經濟崩潰，國力衰落，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中共對中國進行了有計劃、有系統、有組織的長達三十年的破壞，把中國經濟、以及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狀態，推到了歷史的最低點。

今天的一些中國人之所以滿足現狀，就是因為，他們只是拿現狀與歷史的最低點比較。有一種從地獄的深淵回復到人間常態的感覺，由此產生巨大的心理反差，使他們覺得，現狀好像「還不錯」。沒吃沒穿的時候，有人說：吃的穿的都沒有，搞什麼民主？聽上去「有道理」；有吃有穿的時候，有人說：吃的穿的都有了，還要什麼民主？聽上去也「有道理」。實際上都沒道理。因為，天賦人權，人生而自由，與物質條件無關。

上述「心理反差」，也來自於中共當局的蓄意製造。一方面，為了防範人民清算，中共封殺歷史，製造遺忘，要求人民「向前看」；另一方面，卻拿現在的經濟成就，處處與「文革」或「大躍進」時期相對照，無意間，讓人民「朝後比」，營造「進步」的假象。這樣，即便社會再不公平，民眾再多怨言，似乎也算不了什麼。「總比文革和大躍進時期強呗！」有人就這樣自我安慰。

殊不知，在中國歷史上，有的是鼎盛時代。周朝文王之治、漢朝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清朝康乾盛世，等等，均國富民強，國泰民安。那些年代裡，中國經濟產值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往往占世界總產值一半以上。而今日中國，號稱「高速增長」，經濟產值也不過只佔世界總產值的4%，人均產值更是敬陪末席。

說到底，沒有歷史長河中的縱向比較，也沒有世界空間裡的橫向比較，比較的範圍，就只在過去的五十多年，對中共來說，是它自己跟自己做比較，對一些民眾而言，是拿他們短短人生中的前後經歷作比較，由此得到的「心理反差」，就是部份中國人滿足現狀的由來。（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援越抗美」，對很多生活在大陸的百姓來說，還是一頭霧水。香港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詠梅在一篇介紹「中共介入中南半島戰爭真相「的文章中披露了更多內情。

中共援越兩百多億美元 

據大陸官方公開的資料，自五十年代開始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對越南的全部軍事和經濟援助費用，按當時的幣值達兩百多億美元，相當於八、九十年代中共軍隊四年的軍費總開支或中國十馀年的教育經費。而這兩百多億美元百分之九十八是無償援助。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秘密出兵亞熱叢林－援越抗美紀事》一書說，「為了把武器裝備迅速運送給越南南方解放軍，我們撥出巨額款項，開闢到達越南南方的運輸線，建設秘密港口。每年中國還提供成千上萬美元外匯，供越南南方解放陣線作為國際活動經費。」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越南經濟》對中國的兩百億美元的援越經費開列了詳細清單，指其中包括足夠裝備陸海空軍二百多萬人的輕重武器彈藥和其他軍用品；成百個生產企業和修配廠；三億多米布匹；三萬多輛汽車；幾百公里鐵路以及全部鐵軌、機車和車廂；五百多萬噸糧食；二百多萬噸汽油；三千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幾億美元的現金外匯等。中國大陸出版的所有關於援越的書籍都強調中國援越的钜大和無私。　　

派兵三十二萬人「援越抗美」

一九六四年北越在北部灣海域襲擊了游弋的美國軍艦，此為著名的「北部灣事件」。越戰因此升級。從一九六五年六月開始，中共軍隊改穿北越軍服秘密出關，工兵穿藍色民工服裝，大批開赴越南。到一九七三年美軍撤離越南時，中共先後共出兵三十二萬人。中國軍隊在越南的任務主要是：防守、後勤和工程。防守方面，主要擔負北越重要鐵路樞紐和工業基地的高射炮高射機槍防空。中共防空部隊曾擊落一千多架美機。由於中國是秘密參戰，每次有美機擊落，明明是中共防空兵的「功勞」，但當時中共都要裝模作樣發電祝賀越南人民抗美打勝仗。此外中國駐越部隊幾乎承擔了越共戰爭系統所有工程。運輸、供給和保障工作，包括胡志明小道的拓寬和運輸，並在中國雲南和廣西擴建了後勤機構。八年內，中國軍人傷四千二百人，死一千一百人。為了保密，死者骸骨都未能運回家鄉安葬，全部埋葬在越南土地上。

中共要求中國百姓勒緊了褲帶來「支援越南人民」，終於以巨大的犧牲幫助越共在一九七五年實現一統江山的野心，但諷刺的是四年後當年的生死戰友卻兵戎相見。儘管中共近年來頻頻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實際上在中共的利益天平上，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中華民族的利益從都來是無足輕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