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歐陽非

安徽省政協常委、民營企業家汪兆鈞先生在2007年10月22日透過海外媒體發表了一封致中共領導人的近四萬字的公開信，就中國的經濟社會危機發表了看法。在信中，汪先生特別提出「當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呼籲「對當時決定鎮壓的決策者追究刑事責任」「對受害人給予國家賠償」，因為汪先生認為這場鎮壓「顯然不是針對法輪功，而是對全國人民的鎮壓」。

有人認為，中共媒體上現在都沒有怎麼提法輪功了，法輪功的事還真是個有關全國人民的大問題嗎？當然是的！甚至可以說，中國社會的許許多多問題的結就繫在對法輪功的這場迫害上。為什麼這麼說呢？

中國社會的種種危機，造成的原因當然很多，大體上說，根源有三個方面：從精神上講，就是對生命的漠視和道德的全面墮落；從運作上講，就是不尊重憲法，沒有法治；從體制上講，就是沒有言論和信仰的自由。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善這些問題，中國社會很難走出當前的困境。

而這些問題，都直接與迫害法輪功緊密相關。

比如，中共近來高調關注的「民生問題」，不管中共喊出了多少口號，關注民生首先是對生命的珍視。一個漠視生命的政府，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對民眾毫不關心的社會，是不能真正解決民生問題的。中共如果仍然以無神論為國教打擊對神的信仰，仍然在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仍然把人關進洗腦班，仍然在勞教所和監獄裡殘酷折磨和虐殺法輪功學員，甚至活體摘取器官牟取暴利，這樣的政府怎麼可能真正關注民生呢？

比如，現代文明社會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法治。中共也總是大講特講加強法制建設。可是，如果連憲法都不被尊重，談法治就沒有任何意義。信仰自由是中國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而對法輪功的迫害，就是在公然挑戰憲法。而且，江澤民一夥為了鎮壓法輪功，完全繞開法律程序，模仿文革時的「中央文革小組」，專門設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610」辦公室，跨越於公檢法之上，對法輪功沒有顧忌的大打出手。大家看到，對法輪功的鎮壓打斷了本來就緩慢的法治進程。如果不停止迫害法輪功，不取締「610」，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回到重建法治的軌道上來，沒有法治的中國與現代文明社會根本就是陰陽兩界。

比如，中國人民現在最關心的環境問題和腐敗問題。中共總是用一句「加大反腐力度」來搪塞人民的呼聲。加大反腐力度十幾年來，是越反越腐。一個人怎麼可能把自己拎起來呢？要解決這些問題，最基本的就是要有言論自由，要有媒體的獨立監督。而中共在迫害法輪功中，最惡毒的一招就是不讓法輪功說話，而且全面封鎖海外法輪功的言論。最近從西安網絡監察支隊公開的用來過濾網頁的「最易涉及的非法關鍵字統計表」中，健康詞彙的百分之九十都是與法輪功及其法輪功學員辦的媒體有關的。中共對法輪功言論自由的控制可見一斑。如果不停止這場迫害，怎麼可能談及政府的改良與言論的自由呢？

比如，中共口口聲聲改善人權，特別是在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舉辦權時還對世界做出了改善人權的承諾。可是，在迫害法輪功的大背景下，中國的人權狀況比過去更加糟糕。那文革式的造謠誹謗，動用公檢法軍警國安特務等一切國家機器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製造了從天安門自焚騙局到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種種傷天害理的暴行。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從公開高調轉入地下，是迫害之不得人心和江澤民一夥一意孤行共同作用的結果。鎮壓轉入地下並不意味迫害的減輕，相反，因為隱秘性和江澤民一夥騎虎難下、急火攻心、扭曲的報復心理，迫害變得更為陰險狠毒。中共現在不提法輪功，不等於就可以抹殺它在八年來對法輪功犯下的罪行。

伴隨著對法輪功的鎮壓，是中共經濟的「高速增長」，表面上看，是一些西方資本家和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相勾結，以中國的土地、環境、資源、人權、子孫的生存為代價，牟取暴利。從實質上看，是中共「用人權換經濟」的必然結果。在人權的普世價值觀成為世界潮流的時代，中共為了掩蓋對人權，特別是掩蓋其對法輪功的迫害，以經濟發展為誘餌，迷惑國內人民，欺騙國際社會，讓人們在人權和金錢之間，去選擇金錢而對中共的人權迫害採取默認和迴避的態度。現在，如此「高速」經濟發展的苦果終於顯露出來了。

中共對「真善忍」的攻擊，使得社會道德全面沉淪。大家只要想一想，中國的社會道德自1999年鎮壓法輪功以來，為什麼全面墮落了呢？假冒偽劣有毒食品的氾濫成災，黃毒賭黑的肆意橫行，不過是一個社會道德墮落後的必然反映。

如果說在過去中共要打倒誰，不出三天就能把對方打倒，從而看不出中共到底有多邪惡的話，那麼，在法輪功學員持續八年至今的堅韌不拔的、和平非暴力的、大力曝光中共江澤民一夥對法輪功的誹謗和迫害，揭露中共，全面講真相的反迫害行動中所展現出的善良、慈悲和勇氣面前，就真正徹底集中的暴露了中共的邪惡兇殘本性。

中共江澤民一夥在鎮壓法輪功中揹負的纍纍血債，使得它們不敢讓迫害停止，拚命抓住權力，左右政局和政策。中國的每一步改革，它們都要權衡是否會導致對其罪行的清算。這樣的罪人成為中國前進路上的真正障礙。中國社會矛盾的出路，都繫在了對法輪功的迫害上。停止迫害，懲辦元兇，成為重新燃起中國未來希望之火的契機。中共的罪惡，使得它不可能走到未來，但是中共的解體不是法輪功把它打倒的，而是它自己把自己打倒的，用共產黨的話說，江澤民一夥和中共迫害法輪功，使它們自己成為了它自己的掘墓人。

鎮壓法輪功，就是對全國人民的鎮壓。安徽省政協常委、民營企業家汪兆鈞說出這一點，他說他不過把許許多多中國人看到了、但不敢說的話說出來了。

窗戶紙一旦被捅破，謊言就再也撐不住了。那個時刻，不正在來臨嗎？

常常聽說「中國人富了」。諸如：幾個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經「跨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到境外旅遊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尤其在東南亞，中國人出手闊綽，「把日本人都比了下去」；在世界各地賭場，中國人成了主要客源……

中共當局聲稱：中國貧困人口僅剩2900萬；然而，國際社會卻認定：中國貧困人口至少還有2.1億。國際貧困標準：每人每天生活費低於1美元；中國貧困標準：每人每天收入低於0.2美元。國際標準以消費支出測定，中國標準卻以經濟收入測定。以國際標準換算，中國貧困標準實為每人每天8美分。比國際標準相差 13倍！而且，中國貧困標準，二十多年不變，掩蓋了大多數中國人的貧困真相。

農村人口依然高達7.5億，構成中國人口的大多數。他們收入極低、負擔極重。就在風景名勝黃山腳下，貧困戶竟高達80%，每戶家庭僅以5塊錢就過一個年。農村子弟大批失學，並不時傳出悲劇：考上大學前後，因交不起學費，或孩子臥軌，或母親上吊，或父親服毒。

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工資微薄，且慘遭拖欠，無數農民工為討薪而走上絕路。在世界範圍內，中國工人遭受最深重剝削，工資低、工時長，這恰恰是中國產品低廉的根本原因。拆遷戶、上訪群眾等「弱勢群體」被驅趕、被鎮壓的淒涼處境更是自不待言。

中共自吹「高速增長」，但二十多年來，這個號稱「世界最大的市場」，卻一直面臨「內需不足」的尷尬。原來，中國人消費水平極低，竟低於世界平均消費水平的 20%！等同於非洲窮國。中國人不敢花錢，而執著於存錢，為的是應付「三座大山」：昂貴的教育、醫療、房價。他們辛苦賺下的，不過就是活命錢、保命錢罷了。

鄧小平有言在先：讓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富起來的「少數人」便是：貪官、奸商、以及投靠權貴的「社會精英」。在現行中國政治制度下，致富離不開權力，越靠近權力者越富裕，越遠離權力者越貧窮。以至於，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社會兩極分化。有消費能力的，已不太需要消費；亟需消費的，卻匮乏起碼的消費能力。

如今，中國富人消費，寧願選擇到境外，為世界人民「做貢獻」，也不願呆在國內，為中國人民「服務」。一方面，他們在國內已經吃膩、玩膩、游膩；另一方面，大量金錢來路不正，只有到了境外，才能放開手腳，痛快揮霍。

眾所周知，出國消費的中國人，大多是中共黨員幹部，他們在境外一擲千金，揮霍的，要麼是公款，要麼是直接從老百姓身上搜刮的不義之財。竟至於，國內稍稍限制官員到境外賭博，在中國周邊國家，就有四十多家大型賭場應聲而垮。正是這些中共「貪官」，給世界製造了「中國人富起來了」的假象。（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在全國發動的第一場運動就是土地改革運動。宣稱土改的目的是耕者有其田，「廢除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許多人並不知道「土改」的暴力程度和涉及的受害者之多。儘管土改中有幾百萬地主被殺，30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中共給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時，竟然還有400萬人。再加上他們的家屬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數量相當可觀。

以鬥爭為生的共產黨，為了挑起農民對地主的仇恨，把本來可以和平進行的土改變成了「流血的土改」。 

當年廣東的土改因為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政策，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後調陶鑄到廣東。陶鑄則提出廣東「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要數目字」。廣東土改的形勢隨後發生重大變化，濫殺情況嚴重，每個鄉要定出殺地主的指標計劃。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中透露，1953年春季，廣東省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據估計，殺人達幾十萬。而這些被殺的人，沒有一個屬於「罪大惡極，不殺不能平民憤」的人。 

按比例殺地主也是中共的一大特色。按名額來完成殺頭任務，完全不問青紅皂白。中共先為農民設定了階級敵人的數量。在1948年，中共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8%、農民總人口10%」。按這個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萬個階級敵人。後來中共確定把打擊面縮小到3%，不包括富農。以當年3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至少也要鬥爭出900萬個階級敵人。

每一地區凡是有田地的農民在地方稍有聲望的土紳，皆被定為「霸」，在必殺之列，「霸」又分三類：一種橫行鄉里欺壓良善的是「惡霸」；一種專做好事的，就如今天香港一些善長仁翁經常捐款行善，賬濟大陸水災，捐款於「希望工程」辦學校，這種人是善人，應該沒有問題，中共都定名為「善霸」；一種是安份守己做人，獨善其身，好事壞事皆不做，中共稱之為「不霸」，「三霸」同一罪行，皆當場處死。

土改期間最拿手好戲是鬥爭會。在每一個鄉村、集鎮集合全體百姓鬥爭中共所架出來的地主，要老百姓指出這個地主曾經剝削、侵吞了他們的財產，但老百姓實在說不出曾被地主剝削了什麼？有一件典型事件當時傳遍北方各省，一個老百姓被逼急了，說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一個雞蛋沒有給錢。」行了，抓住這項證據，當眾算帳，這一個雞蛋可以孵出小雞，這隻小雞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雞，就這樣雞生蛋，蛋生雞，一筆賬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產賠出，全家空手離家，行時還要打掃乾淨等候「人民接收」，這便是傳誦全國的「掃地出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分給農民的土地，很快又通過合作化被中共收歸國有了。這一場以煽動仇恨和殺人流血為主調的土改運動仍然是中共的輿論禁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