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狼虎之秦」相比,共產黨的暴虐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所共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引自《九評共產黨》)。
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暴政,人們都領教過了,但是,對於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的野蠻行為,常常在中共的黨史教科書上被掩蓋了,被美化了,以為中共的起家還是如何如何為人民的。

毛澤東為湖南農運辯護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運動的暴民形象有很真實的描述,毛把農運的暴力行為稱為「好得很」,毛總結的打擊方法有「清算、罰款、捐款、小質問、大示威、戴高帽子游鄉、關進縣監獄、驅逐、槍斃」等,「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毛認為「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後來紅衛兵以此為榜樣,打人抄家,將「牛鬼蛇神」走資派剃陰陽頭戴高帽遊街示眾,以至毒打致死這聞名的文革紅色恐怖,就是當年湖南農民運動如何的無法無天的翻版,甚至比當年湖南斗地主的方式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農民斗地主戴的是紙糊的高帽,意在羞辱。而文革時斗走資派給人戴六十斤的鐵高帽,既羞辱又殺人。

北伐軍在前線與軍閥作戰,他們的家屬在後方卻受到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家被抄,父親被遊街。農會還殺湖南大知識份子葉德輝。葉的被殺震動了湖南紳界,紛紛投身軍隊,軍界一片反共情緒。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也被「農民協會」處死了,連共產黨領導人的父親都被殺害,其他富裕農民的結局可想而知。1927年5月21日,武漢發生了軍人反共的事件,駐守長沙的武漢政府轄軍許克祥,解除了中共控制的「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武裝。因21日的電報代日韻目是「馬」字,故稱這次事變為「馬日事變」。事變起因很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一些國民黨軍官反感中共農運造成的恐怖氣氛而起來反共清黨。

《許克祥團長「馬日事變」回憶錄》中記述了他舉事的經過,提到一個故事。有一天,作者到一個原來很熟的農人張春生的家裏去談天。作者問老張,現在湖南各鄉村農民協會都成立了,他的東家要被清算,要被掃地出門,他作何感想。文章說:

「張春生遲疑了多時,將我引入他的內房,才低聲的對我說:『我與我的東家,相處幾十年,素來相安無事,如今農民協會的一班地痞流氓,橫行無忌,只有他們的世界,要我發動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餓死,未免太殘酷了!我不能做,中國固有道德,是講人道的,農人要吃飯,地主也應該使他有生路。我們做佃農的只要勤儉,將來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產黨這種流血的土地改革,我們農人是絕對不同意的。現在正是春耕時候,田間工作忙得很,偏要在這個時候,成立什麼農民協會和赤衛隊,整天整晚叫我們農人去開會,不到會或到會稍遲一點的,就誣為反動派,要受處罰,甚至於挨打和罰跪,共產黨這種作法,實在大多數農民的內心厭惡極了!但現在的政權被他們所竊據,我們被它們所脅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們軍人設法解救我們啊!……' 」

中共正是靠煽動階級仇恨,大搞人與人的鬥爭來達到其控制人民的目的的。許多農民因為在農運中殺過人,而不得不死心塌地的跟著共產黨。大陸出的《蘇區肅反大紀實》記述夏曦在湘鄂西蘇區第四次肅反將一批紅軍開除軍籍,但這些紅軍苦苦哀求要不趕他們走,因為他們是「打土豪,分田地參加革命的貧苦農民,有家不能歸,不跟共產黨走只有死路一條。」一九九三年出的《中國左禍》一書如此來形容中共當時的「燒殺政策」焦土政策:「一座座村莊,燒成廢墟,百里無雞鳴,一片片焦土,啼號不絕,蒼生痛哭,群群百姓,無家可歸,骨肉流離散」。

中共數十年來,不是後來變得如何暴政,那是從一開始就如此的。凡是心軟的中共領導人,都最終被中共淘汰出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