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法輪大法弟子，也是一個知識份子，在邪惡中共對法輪大法無理迫害的八年中，我一直堅持向人們講清真相。在對知識份子，對有一定地位的社會階層講真相的時候，往往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他們總是把注意力放在法輪功反迫害者個別做的不足的地方吹毛求疵，卻忘記了真正應該譴責的是迫害者本身。

例如，有人講：法輪功的網站傾向性太明顯了，什麼都說成是中共的錯。一切天災人禍、自然災害都說成是中共的責任，一點小事就誇大其詞。給人的感覺就是帶有強烈的情緒化，不夠客觀。

其實大家都明白，法輪功是在反迫害，法輪功的網站當然就是以反迫害為主，以反迫害為主要內容，法輪功學員向世人所做的所寫的所說的主要就是控訴中共邪惡集團的罪惡。就像一個人向法院寫訴狀，當然不必把被控訴方做過的一丁點兒好事寫進去，就是寫其罪惡就夠了。我們不談中共邪黨是否做過那麼一點好事與否的問題，即使它做過好事，在反迫害中也是揭露其罪惡，而且它罪惡滔天，十惡不赦。就像法院判決一個殺人犯，即使這個殺人犯曾經給人讓過座，但如果它殺害了一個人，法院也是毫不猶豫的判處他死刑的，而且不必在判決書中列舉他曾經讓過座。今天，法輪功學員的網站、媒體就是反中共的迫害，判定其死刑，所列舉的中共的那麼多滔天的罪惡，足以使任何一個人認定：中共是十惡不赦、死有餘辜。其它還有什麼值得一提呢？

——中共在幾十年中迫害死中國人八千萬，此罪還不足以宣判其死刑？那麼判決的標準又是什麼呢？難道你的判決標準就是那麼低嗎？就等於承認一個人殺了一百個人還不認為應該判處死刑，這不是法官缺乏對事實的瞭解，而是法官的判決標準太低，對罪惡過於縱容。在瞭解中共的巨大罪惡之後，還是認為中共不應該死亡，可以說都是認同罪惡的人，都是缺乏善心良知的人，都是標準太低的人。

——中共因恐懼失去權力而極盡最惡劣的手段、運用整個國家的力量迫害一個有上億人信奉「真善忍」的修煉團體，所犯下罪行包括空前絕後的活摘人體器官的獸行，遠超過納粹黨所為！納粹不是受國際法庭追究了嗎？那麼如此邪惡的中共難道不應該受審判？

——中共對中華民族、對中國以至對全人類的破壞用語言簡直難以形容，它使人類差點失去了走向未來的希望，它使中華民族瀕臨滅亡的深淵，它嚴重的破壞了中國的生存環境與經濟基礎，使中國的子孫後代面臨極其艱難的困境。

有人說：法輪功的一些文章好像帶有情緒。

其實法輪功學員是修煉者，相對來講，情緒已經是很少了。試想一個非修煉群體，在受到如此殘酷、無理的迫害後，還能有如此的和平理性與寬容嗎？報紙不是經常報導說有人因為政府的不公而拉一車炸藥到政府要同歸於盡嗎？法輪功受到的冤屈比起普通世人所受的冤屈又何止千萬倍？！可是法輪功學員在八年反迫害中有什麼過激行為呢？何況法輪功學員有那麼多。請想一想法輪功是一個什麼樣的群體啊！當然修煉者也是人，也難免有情緒，這也是正常的。一個受迫害者即使說了幾句過頭話也是正常的，歷史上都沒有發生過如此大規模、殘忍至極的迫害，連迫害的手段形式都是前所未聞的，請設身處地為他們想一想。真正應該譴責的難道是這些受迫害者說的這幾句過頭話？真正應該譴責的難道不是施行嚴重迫害的人？

當然修煉中的人也不能保證句句話都那麼得當，媒體就是媒體，媒體不是真理。可是相對於一味製造謊言的中共媒體，法輪功的媒體至少講的都是真事。可悲的是那些人，因為看到法輪功學員媒體的一點不足之處，就反感，而對於中共幾十年一貫造假媒體卻麻木不仁，司空見慣，不加譴責。這難道稱的上是有識之士所為嗎？？

文/大陸大法弟子 

朋友說：《九評共產黨》好像是在罵中共，理性分析和論證顯的不夠。

我說：這在於人怎麼看。如果你把《九評》當作是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按照學術的固定格式與程序來衡量，那《九評》可能沒按那框框走。《九評》實質是揭露中共罪惡的檄文和對中共的判決書。

朋友說：我承認，《九評》所列的都是事實。

我說：是呀。那麼假如你是法官，你看一篇狀紙，你是不是首先看它所寫的事實呢？

朋友說：當然是首先看狀紙所寫的事實。

我說：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當前很多知識份子面對《九評》和其它揭露中共罪惡的文章時帶有的一個主要的心理障礙。他們往往首先從自己所學專業和所具特長出發，來衡量《九評》和其它文章的好壞，而不是不帶觀念的一看就直接判斷文章中所說的事實。所以有些知識份子對於瞭解中共罪行反而比普通民眾更慢，就是這個道理。換句話說，如果一張控訴殺人犯罪的狀紙所寫的事實確鑿，即使它滿篇錯別字，也不值的指責，恰恰相反，應該譴責的是殺人犯，那個不會寫狀紙但堅決控訴罪犯的人恰好是應該同情的。

朋友：當然，如果狀紙寫的既是事實，水平又高，那就最好了。

我說：那其實也是法輪功學員所追求的。法輪功傳出才十五年，受迫害和反迫害是八年，達到目前的水平，也足以令世人刮目相看了。但都有一個提升和成熟的過程嗎？

朋友說：是呀。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早已知道這個黨不行了，它沒做過什麼有益的事情。不過，我還是希望法輪功能寫出更高水平的文章來。

我說：會的，一定會的。

朋友，你是看重揭露中共罪惡的事實呢，還是看重揭露文章的寫作水平？你是對迫害者進行譴責呢，還是在用心挑剔反迫害者不夠水平？請三思。

中共聲稱自己代表中國，代表中國人民，甚至是無所不包的「三個代表」。這種宣傳，加上中共把持國政五十多年的事實，也使部份民眾誤以為，中共代表中國、代表中國人民。

早期中共，宣稱是「工農聯盟」的「先鋒隊」，提出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然而，「鬧革命」時，把土地分給農民，奪取政權後，卻又以「公社化」的名義把土地收回，一場騙局而已。說是「收歸國有」，實際是收歸共產黨私有。

即便今日，中共也僅僅是把土地「租」給農民，隨時可以收回。中共貪官往往在「開發」的名義下，強行奪走農民土地，不惜使用暴力。由此製造了大量失地農民，也製造了無數社會矛盾、官民衝突。在中共統治下，農民淪為中國最貧窮的大多數。

中共曾宣傳「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然而，工人階級不僅從沒有擔當過「領導階級」，而且，到如今，在低工資和動輒下崗失業的威脅下，工人階級已經迅速淪落到社會底層。

說到知識份子，毛澤東咒罵他們是「臭老九」，在歷次運動中，予以殘酷整肅；鄧小平用「尊重」而非「依賴」去對待「知識和人才」，證明他仍然把知識份子放在客體而非主體位置上，實際對知識份子充滿提防；江澤民給知識份子加薪，擺出一幅討好的樣子，卻不准他們說話，實際上是用鈔票貼封知識份子的嘴。

顯而易見，共產黨不代表農民、不代表工人、不代表知識份子，更不代表拆遷戶、不代表上訪民眾等弱勢群體。說到底，共產黨不代表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換言之，中共絕不代表中國人民。

如果說共產黨是「三個代表」，那便是：代表貪官，代表奸商，代表所有既得利益者，即那些依靠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而「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另外，中共用「商人治港」，代替「港人治港」，證明，即便在香港，共產黨也只代表大資本家的利益。   （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暴政，人們都領教過了，但是，對於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的野蠻行為，常常在中共的黨史教科書上被掩蓋了，被美化了，以為中共的起家還是如何如何為人民的。

毛澤東為湖南農運辯護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運動的暴民形象有很真實的描述，毛把農運的暴力行為稱為「好得很」，毛總結的打擊方法有「清算、罰款、捐款、小質問、大示威、戴高帽子游鄉、關進縣監獄、驅逐、槍斃」等，「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毛認為「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後來紅衛兵以此為榜樣，打人抄家，將「牛鬼蛇神」走資派剃陰陽頭戴高帽遊街示眾，以至毒打致死這聞名的文革紅色恐怖，就是當年湖南農民運動如何的無法無天的翻版，甚至比當年湖南斗地主的方式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農民斗地主戴的是紙糊的高帽，意在羞辱。而文革時斗走資派給人戴六十斤的鐵高帽，既羞辱又殺人。

北伐軍在前線與軍閥作戰，他們的家屬在後方卻受到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家被抄，父親被遊街。農會還殺湖南大知識份子葉德輝。葉的被殺震動了湖南紳界，紛紛投身軍隊，軍界一片反共情緒。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也被「農民協會」處死了，連共產黨領導人的父親都被殺害，其他富裕農民的結局可想而知。1927年5月21日，武漢發生了軍人反共的事件，駐守長沙的武漢政府轄軍許克祥，解除了中共控制的「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武裝。因21日的電報代日韻目是「馬」字，故稱這次事變為「馬日事變」。事變起因很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一些國民黨軍官反感中共農運造成的恐怖氣氛而起來反共清黨。

《許克祥團長「馬日事變」回憶錄》中記述了他舉事的經過，提到一個故事。有一天，作者到一個原來很熟的農人張春生的家裏去談天。作者問老張，現在湖南各鄉村農民協會都成立了，他的東家要被清算，要被掃地出門，他作何感想。文章說：

「張春生遲疑了多時，將我引入他的內房，才低聲的對我說：『我與我的東家，相處幾十年，素來相安無事，如今農民協會的一班地痞流氓，橫行無忌，只有他們的世界，要我發動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餓死，未免太殘酷了！我不能做，中國固有道德，是講人道的，農人要吃飯，地主也應該使他有生路。我們做佃農的只要勤儉，將來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產黨這種流血的土地改革，我們農人是絕對不同意的。現在正是春耕時候，田間工作忙得很，偏要在這個時候，成立什麼農民協會和赤衛隊，整天整晚叫我們農人去開會，不到會或到會稍遲一點的，就誣為反動派，要受處罰，甚至於挨打和罰跪，共產黨這種作法，實在大多數農民的內心厭惡極了！但現在的政權被他們所竊據，我們被它們所脅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們軍人設法解救我們啊！……' 」

中共正是靠煽動階級仇恨，大搞人與人的鬥爭來達到其控制人民的目的的。許多農民因為在農運中殺過人，而不得不死心塌地的跟著共產黨。大陸出的《蘇區肅反大紀實》記述夏曦在湘鄂西蘇區第四次肅反將一批紅軍開除軍籍，但這些紅軍苦苦哀求要不趕他們走，因為他們是「打土豪，分田地參加革命的貧苦農民，有家不能歸，不跟共產黨走只有死路一條。」一九九三年出的《中國左禍》一書如此來形容中共當時的「燒殺政策」焦土政策：「一座座村莊，燒成廢墟，百里無雞鳴，一片片焦土，啼號不絕，蒼生痛哭，群群百姓，無家可歸，骨肉流離散」。

中共數十年來，不是後來變得如何暴政，那是從一開始就如此的。凡是心軟的中共領導人，都最終被中共淘汰出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