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毛在社論中認為：《武訓傳》貶低了農民革命的作用，「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統治者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哪裏去了呢？」
社論雖然文章不長，可殺氣騰騰，字字見血，火藥氣味極濃，掀起了中共執政以來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在社論的指引下一些極左文人，如所謂的「革命理論家」周揚、何其芳等紛紛披掛上馬，大寫批判文章，短短十天中，在報章上發表的批判文章多達百餘篇，繼之多達八百餘篇，立刻在文化界中，掀起了狂風惡浪，而且波及全民，原先推崇過武訓精神的人，無不站出來檢討自己，連周恩來也未例外。還有些人如郭沫若等，拿起筆來，反戈一擊，大寫批判文章。
為了證明社論的重要性、及時性和開展大批判的必要性，還專門組織了以江青為首的16人的調查組，調查組經過數月調查，寫出了一篇完全是捏造、謊言、捕風捉影、歪曲事實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其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的反動政府賦予特權，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硬把一個貧苦農民說成大地主，把興學集資說成是為個人致富，把一個從善積德之舉，說成是剝削危害他人，把一個無私奉獻的人，污蔑成為私為我。這份「調查記」在《人民日報》上分日連載，並被印發至全國機關單位、學校、部隊，組織討論學習，把思想大批判推向高潮。這篇「調查記」欺騙了許許多多的人，也毒害了許許多多的人。許多對武訓十分崇拜的人，在參加學習「調查記」之後，就對「調查記」深信不疑，因為絕不相信「中央」還會造假，還會耍流氓愚弄百姓，因此很多人對武訓的認識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由崇拜而變為鄙棄。
武訓是山東堂邑人，生於清朝末年（1838－1896），出身貧寒，沒有上過學。武訓成年之後，有感於自身沒文化的遭遇，認為窮苦人要想擺脫貧困，過好日子，不受他人欺凌，必須要有文化，有知識，才能自救，因而他萌發了辦學意圖，要讓窮人家孩子能夠入學讀書。然而要辦學就必須籌集資金，對於一個窮苦人來說，這是一件十分艱鉅之事。於是他四方奔走，向富人求乞施捨，籌集資金，興辦義學。在向人求乞施捨的過程中，同樣也遭到一些人的白眼和鄙棄，但他並不因此而灰心洩氣，始終不渝的堅持著。他這種捨己為人的奉獻精神，堅韌不拔的奮鬥風格，摯誠純樸的情意，令他人為之感動，許多富人和其他勞苦人民，紛紛伸出支援之手，解囊相助。經過他畢生的努力，終於辦起了三所義學，使許多窮苦人家的孩子能夠免費入學讀書。
對武訓乞討辦學之舉，歷屆政權無不予以嘉勉和褒獎，清政府賜以「義學政」的稱號和「樂善好施」的匾額，還賜以最高榮譽的獎賞－－黃馬褂。民國政府對其也是一直推崇和表彰的。知識界視其為平民教育的先驅楷模，廣大民眾奉其為武聖人，並為其興祠立像，崇拜至極。社會上普遍認為，武訓走的是教育救國的路，興學反映了下層農民樸素的改良主義意願，他是改良主義中的平民改革派，繼承和發揚了仁者愛人的思想，對社會下層表現出強烈的同情心和博愛精神。
但是，以搞鬥爭為樂趣的中共容不了武訓。直到如今五十多年來，電影《武訓傳》從未作過公開紀念放映過。仍然是被打入在冷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