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名前中共老黨員

共產黨清楚，稍微上一點年紀的人也都知道，一句「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就足以使許多國人拒絕全部現代文明，完全喪失思考能力。一句「被反華勢力利用」，就足以把要打擊的對象置於漢奸、叛徒的境地，死無葬身之地，同時使國人的思想完全被控制。

共產黨，你說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有近200個，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為什麼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港澳，要自願取締和迫害法輪功呢？那些反華勢力，反華的國家和地區，反對迫害法輪功是必然的，可以不去理它。你們的那些朋友，為什麼也不支持你們？那些想支持你們的國家和地區，也找不出理由來支持你們，他們的痛苦為什麼也被置之不理？

人們可以暫時喪失思考能力，但不會永遠喪失思考能力。他們可以認為人權大於主權，但不會因此就贊成侵略戰爭；他們也可以認為主權大於人權，但不會因此認為，當政者的人權迫害就不該受到世界的譴責。美國在人權方面是進步的，我們應該學習；美國在人權方面仍有問題，我們也可以批評。但無論如何不能有這樣的思考和結論：你美國士兵可以虐待幾個囚徒，我中國政府就可以虐待幾千萬法輪功人。

我們看到的事實是，法輪功人不惜失去工作、家庭、自由和生命去散發傳單，然後坦然地面對被抓進勞教所、看守所和監獄的結果，這樣的人，需要什麼樣的東西，才能夠收買和利用？

顯然，外國利用的不是法輪功人，而是共產黨取締、迫害法輪功人的事實。更顯然的是，他們利用迫害法輪功的事實，不是要反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而是在反對共產黨。最明顯的是，共產黨沒有利用法輪功改善自己的形象。你如果允許法輪功存在，像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一樣，全世界都會說，共產黨向著信仰自由、言論自由邁出了一大步，你也可以因此帶上尊重人權，保護信仰自由的桂冠。

共產黨為什麼就不能善待法輪功呢？

文/一名前中共老黨員

我們都清楚，所謂的「反華勢力」，實際上是反共勢力。因為他們既不反對中華文明，也不反對中華民族。之所以稱他們為反華勢力，是因為共產黨清楚，民族主義比共產主義更有號召力，也更能迷惑人。

我們說中國，說中華，當然離不開文化。這是中國之所以是中國，中華之所以是中華的根本。唐朝韓愈在《原道》中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狄之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就是說，在孔子看來，諸侯中有用夷狄之禮的，就把他當作夷狄。夷狄中有用中原之禮的，就把它當作中原國家。現在卻將夷狄的觀念、制度凌駕於先王教化之上，用不了多長時間，不就都變成夷狄了麼？

反對中華文化才是真正的反華勢力。共產邪靈把從西方舶來的垃圾凌駕於中國文化之上，甚至要狂妄地清除中國文化，這才是真正的反華勢力。

1949 年以後，除台灣外，國內沒有「反華勢力」，也沒有反共勢力，就是那些被共產黨打倒的人或團體，也都是忠於共產黨的，是擁護和熱愛共產黨的。如：劉少奇、鄧小平、四人幫、張志新等。左派擁護共產黨，右派也是擁護共產黨的；造反派擁護共產黨，走資派也是擁護共產黨的；鎮壓學生運動的士兵是擁護共產黨的，參加六四事件的學生也是擁護共產黨的。他們都是為了共產黨好被打倒的。

法輪功人開始上訪，也是對共產黨的一種肯定。是認為公安部門背離了共產黨的宗旨在胡鬧，請共產黨制止。在五年多的時間裏，他們並沒有反對共產黨，他們認為鎮壓法輪功只是江澤民、羅幹、李岚清等少數人的問題。直到共產黨用大規模的、長時間的殘酷鎮壓喚醒他們，才於2004年出現《九評共產黨》，把矛頭指向共產邪靈和共產黨。

法輪功人終於認定，迫害法輪功的不僅是個別人，更是共產黨，是江澤民和共產黨互相利用的結果。因為，不管共產黨代表什麼，總書記總是代表共產黨的。江澤民制定了這個政策，胡錦濤2002年就任總書記，2004年就任軍委主席，至今仍沒有中止這個政策。八年大規模的、系統的迫害，很難完全說是幾個人的意志。

反黨，在國外是很正常的。有執政黨，就有反對黨，反對某個黨派的政策和主張，是每個人的政治權力。但在中國，這就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在此之前，沒有哪個團體敢打出反黨的旗幟。這也是最大的慈悲，把矛頭指向共產邪靈，是為了救度那些還可以救度的黨員。

歷史將證明，共產黨的滅亡不是因為有人反黨，而是因為沒有人反黨。所以，它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把一個無人反對全民擁護的黨，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中共自49年奪得政權以來的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大批判運動，大概就是批電影《武訓傳》了。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毛在社論中認為：《武訓傳》貶低了農民革命的作用，「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統治者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哪裏去了呢？」

社論雖然文章不長，可殺氣騰騰，字字見血，火藥氣味極濃，掀起了中共執政以來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在社論的指引下一些極左文人，如所謂的「革命理論家」周揚、何其芳等紛紛披掛上馬，大寫批判文章，短短十天中，在報章上發表的批判文章多達百餘篇，繼之多達八百餘篇，立刻在文化界中，掀起了狂風惡浪，而且波及全民，原先推崇過武訓精神的人，無不站出來檢討自己，連周恩來也未例外。還有些人如郭沫若等，拿起筆來，反戈一擊，大寫批判文章。

為了證明社論的重要性、及時性和開展大批判的必要性，還專門組織了以江青為首的16人的調查組，調查組經過數月調查，寫出了一篇完全是捏造、謊言、捕風捉影、歪曲事實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其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的反動政府賦予特權，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硬把一個貧苦農民說成大地主，把興學集資說成是為個人致富，把一個從善積德之舉，說成是剝削危害他人，把一個無私奉獻的人，污蔑成為私為我。這份「調查記」在《人民日報》上分日連載，並被印發至全國機關單位、學校、部隊，組織討論學習，把思想大批判推向高潮。這篇「調查記」欺騙了許許多多的人，也毒害了許許多多的人。許多對武訓十分崇拜的人，在參加學習「調查記」之後，就對「調查記」深信不疑，因為絕不相信「中央」還會造假，還會耍流氓愚弄百姓，因此很多人對武訓的認識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由崇拜而變為鄙棄。

武訓是山東堂邑人，生於清朝末年（1838－1896），出身貧寒，沒有上過學。武訓成年之後，有感於自身沒文化的遭遇，認為窮苦人要想擺脫貧困，過好日子，不受他人欺凌，必須要有文化，有知識，才能自救，因而他萌發了辦學意圖，要讓窮人家孩子能夠入學讀書。然而要辦學就必須籌集資金，對於一個窮苦人來說，這是一件十分艱鉅之事。於是他四方奔走，向富人求乞施捨，籌集資金，興辦義學。在向人求乞施捨的過程中，同樣也遭到一些人的白眼和鄙棄，但他並不因此而灰心洩氣，始終不渝的堅持著。他這種捨己為人的奉獻精神，堅韌不拔的奮鬥風格，摯誠純樸的情意，令他人為之感動，許多富人和其他勞苦人民，紛紛伸出支援之手，解囊相助。經過他畢生的努力，終於辦起了三所義學，使許多窮苦人家的孩子能夠免費入學讀書。

對武訓乞討辦學之舉，歷屆政權無不予以嘉勉和褒獎，清政府賜以「義學政」的稱號和「樂善好施」的匾額，還賜以最高榮譽的獎賞－－黃馬褂。民國政府對其也是一直推崇和表彰的。知識界視其為平民教育的先驅楷模，廣大民眾奉其為武聖人，並為其興祠立像，崇拜至極。社會上普遍認為，武訓走的是教育救國的路，興學反映了下層農民樸素的改良主義意願，他是改良主義中的平民改革派，繼承和發揚了仁者愛人的思想，對社會下層表現出強烈的同情心和博愛精神。

但是，以搞鬥爭為樂趣的中共容不了武訓。直到如今五十多年來，電影《武訓傳》從未作過公開紀念放映過。仍然是被打入在冷宮之中。

近代中國落後，根源何在？中共官方教材將其歸結為「西方列強的掠奪和欺凌」。固然，在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害，給中國人民帶來某種程度的損害。然而，這一外部影響，不可能成為中國落後的決定因素。因為，其他亞洲國家，同期也有類似遭遇，比如日本。

十九世紀末，日本開展「明治維新」，由於皇權的開明和支持，變法（即「政改」）成功，日本實現君主立憲，建立國會，實行選舉，結束閉關鎖國，跨入現代國家行列。同一時期，中國開展「戊戌變法」，卻由於皇權中的保守派（慈禧太后等人）的干擾和壓制，變法（即「政改」）失敗，中國繼續淪陷於封建專制泥潭，僅保持經濟改革（即「洋務運動」）。

有人說，「落後就要挨打」，中日對比，又是一個反證。滿清經「洋務運動」，國力大增，所建海軍（北洋水師），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然而，在隨後進行的 「甲午海戰」中，中國海軍同相對弱小的日本海軍決戰，竟致全軍覆沒。船堅炮利（硬件）何益？只要制度與人心（軟件）未改，表面上的富強，不過是貧弱的面具。

中國人民渴望繁榮和富強，但歷史的警訊卻一再告誡國人：繁榮和富強，未必救中國。繁榮和富強，是救國的必要條件，卻絕非充分條件。畢竟，歷史上，從「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到「康乾之治」，中國的繁榮和富強不止一次，但終因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監督與制衡機制，沒有先進的制度和煥發的人心，一時的繁榮和富強，都化作過眼雲煙。

顯然，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源，不在於外部，而在於內部。在於陳舊的制度，在於政府的昏庸和官場的腐敗。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差距進一步拉大，根源更在內部：中共厲行獨裁，煽動政治狂熱，製造紅色恐怖，荒廢建設，破壞生產，使中國之落後，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

如今的中共，繼續重複晚清的老路：高唱「經濟改革」，拒絕「政治改革」。儘管也製造了表面上的「繁榮」，但是，制度糜爛，官場腐敗，人心墮落，道德淪喪，與晚清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精神等綜合指標而言，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依然如「龜兔賽跑」，繼續落後。 (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