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鐘延

中共再次以卑劣手段向國際社會政要散佈污蔑之詞，以干擾新唐人全球華人新年晚會，其手段是以國家、政府的名義，濫用外交特權，行欺騙之實洩私憤，令國人蒙羞。

躲在「國家」名義、政府行為之後的騙術

自江澤民和中共集團打壓法輪功以來，對外，中共向國際社會散播所有的謊言時，均以中國或中國政府的名義，並以兩國關係、貿易等利誘或威脅，誣蔑和誹謗法輪功。

對內，中共防民之口勝於防川。尋求打壓藉口時，也都是以國家的名義。據中央社12月6日報導，中國已經連續第九年成為全世界監禁最多記者的國家，根據保護記者協會統計，大約百分之五十七被關記者被控「反政府」，罪名包括：顛覆國家、洩露國家機密、違反國家利益，因這些理由被關的記者多數在中國與古巴。

中共散佈謊言時，不但以國家的名義、還往往以政府行為加以實施。各國駐外使領館均將诋毀法輪功和敢講真話的媒體（大紀元、新唐人和希望之聲等）作為工作範疇內的「責任」，各國聯邦、州（省）、市三級議會、政府官員統統成為中共傳播謊言的對象。以新唐人電視台為例，中共的干擾無孔不入，從電視台節目的播放到世界巡迴演出；從「舞蹈大賽」到「聲樂大賽」。

中共以政府行為實施煽動的惡行，可謂證據確鑿。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新唐人電視台「神韻巡迴藝術團」聖誕晚會首演之際，美國紐約州州議員麥克爾·本杰明（Michael Benjamin）收到來自中領館的誣蔑信件，並將該信曝光。

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中共駐加大使館外交人員之妻張繼延，從中使館出走時，帶出一份題為「關於『新唐人電視台』圖謀加入加有線電視播送網的調查交涉情況」的文件。文件證實，中使館曾遊說加國政府相關部門，並鼓動當地媚共華人團體和留學生寫信反對新唐人電視台進入加拿大，還要求使館先寄污蔑法輪功的材料給以上相關部門和人員。

中共行徑愚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共的騙術其實並不高明。稍有鑒別能力的人就能看出這些愚蠢行徑的實質。正如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的評價，「民選的官員或其他人，沒人會在意中共的這些壓力。」「在開放的社會，這樣的伎倆只會被多數人看作對外交特權的濫用。」

其實，中共伸長了手臂四處放毒的做法，只能激發人們的逆反心理，使人們對法輪功和新唐人電視台的演出更加關注，讓人們更加想瞭解事實真相。瞭解了真相以後，是非正邪，人們心中自會有鑒別。

據知情人士介紹，許多政府要人在接到這些中使館「官方信函」的第一反應便是將其投入垃圾桶。

在神韻紐約藝術團演出期間，這類中共「官函」也發到本杰明先生的辦公室後，本杰明先生和家人用兩個行動回應了這封污蔑信。

將中共「官函」在媒體公開曝光，讓世人看清中共這一世界上「最大的邪教」。本杰明先生說：「這是中共的恥辱，這是中共一貫邪惡本性的又一例證。」本杰明先生的太太肯尼迪•本杰明因為時間關係本來只能參加週五的招待會，但是就因為這封誣蔑信，她說，「我一定要抽時間來看演出了！」

中共讓國家蒙羞　國人當清醒

把泱泱大國、十三億百姓的信譽作為自己的保護傘，中共的這些流氓行徑，傷害的是國家利益和廣大中國民眾的尊嚴。大衛·喬高評價說，「在渥太華，我們有大約一百二十五個外國使團。除中共外，其它使團都知道什麼是可接受的外交行為的極限。」在加拿大議會工作過二十七年的喬高說，「除了中共外，我從未遇過來自其它政府的類似干擾。」

前加拿大駐中國大使、中國問題專家查爾斯·伯頓（Charles Burton）對中共的這類干擾也做出過評論，「中國政府的這種行為觸犯了『（外國）大使館不能干涉他國內政』的外交慣例。」

使國家尊嚴掃地、國人蒙羞的不是所謂的「海外反華勢力」、也不是「顛覆國家的敵對勢力」，恰恰是這些帽子的發明者——中共。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全面侵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就在國難當頭的危急之秋，頻頻製造內亂的中國共產黨，竟然提出「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毛澤東語）。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卻提出「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抗日。」（蔣介石語）。果然，國民黨說到做到，全面抗日。在平原，在山區，在黃河流域，在長江流域，在中心城市，甚至在緬甸戰場，國軍浴血奮戰，付出巨大犧牲。兩百多名國軍高級將領和近兩百萬國軍士兵，戰死疆場。

與此同時，中共消極抗日，實際假借「抗日」之名，自我壯大。就在國軍與日軍激烈交戰之際，中共游刃其間，從中漁利。中共不僅將其主要兵力用於消耗和重創國軍，而且與日寇、汪偽、滿偽政權暗相勾結，互通情報，彼此協調，共同對付和瓦解國軍。（毛澤東令潘漢年、楊帆等充當聯日聯偽特使。）

抗日期間，國軍參與大小戰役數百次，中共軍隊可以提起的，僅有「平型關之戰」（林彪指揮，與國軍合作）和「百團大戰」（彭德懷指揮）兩役。然而，就是這兩次中小戰役，也都遭到中共頭目毛澤東的反對和痛斥，說是「無端暴露了我方兵力，把日軍引了過來」。五、六十年代，彭德懷慘遭迫害，曾悲憤道：難道連打日本鬼子都是罪？

中共憑籍日本侵華而壯大，從三萬人發展到兩百萬人。國軍卻因抗日而犧牲，從八百萬人，消耗到四百萬人。日本戰敗撤離中國後，國軍肩負守衛漫長國防線、眾多港口、橋樑、中心城市等巨大職責，兵力極其分散。中共軍隊卻高度集中，依靠「戰術上以多打少」的策略，中共「集中優勢兵力」，接連重創國軍，最終顛覆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建立起空前殘暴的獨裁政權。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中，毛澤東當面回拒日方為侵華而道歉，反而稱謝道：沒有你們的到來（入侵），就沒有我們（中共執政）的今天。在這裡，毛澤東道出了實情，也不打自招地，暴露了其漢奸嘴臉。

值得一提的是，國民政府曾在湖南衡山修建「南嶽忠烈祠」，紀念截至1943年陣亡的140萬國軍將士。但是，這座像征中華民族浩然正氣的「忠烈祠」，卻先後遭到日寇（1944年）和中共（文革）的惡意毀壞。直到1992年，才重造了一個赝品，用以替代。由此可見，侵華日軍和中共集團，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中共顛倒歷史，謊編教科書，無恥自稱「領導了抗日」。然而，默寫的謊言，塗改不了血寫的史實。毫無疑問，領導抗日戰爭的，是中國國民黨；破壞和利用這場衛國戰爭的，是中國共產黨。正邪自清，忠奸分明。（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雷鋒做好事是從不留名的，這也就被視為一種美好的品質，是覺悟高的象徵。」，這是大陸在官方宣傳中對雷鋒好事不留姓名的註解。我們在《明慧週報》第二十五期中介紹了關於雷鋒是如何變成高大全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雷鋒做好事不留名，為什麼卻能留下許多抓拍的正在做好事的照片。這裡，我們將更詳細的說說雷鋒做好事到底留不留名。其實，雷鋒自己做好事，就算留名也是他自己的事，本無所謂。關鍵是中共在道德宣傳中故意拔高，樹立高大全，欺騙讀者。道德宣傳的機器本身就不道德，這也是中共在根子上就不道德的一個例證而已，長此以往，如何指望聽眾能道德起來呢？正是中共的這種為了讓民眾認同它的統治而毫無道德準則的做法，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對中國社會的道德下滑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雷鋒做好事到底留沒留名呢？

請看雷鋒的代表作之一，1961年2月15日給撫順市望花區工農人民公社的一封祝賀信：

敬愛的工農人民公社黨委和全體社員們：在新春佳節裡，我懷著萬分高興的心情給你們寫這封信，首先向你們致以親切的慰問！工作緊張嗎？生產忙吧？生活愉快嗎？一切都好吧？

我是人民子弟兵，我一定要緊握槍桿……獻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

為了貫徹和執行黨中央……的公報和決議……我利用春節放假期間，撿了幾百斤大糞送給你們公社，支援農業……

讓我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為……而奮鬥吧！

撫順市望花區

7343部隊15分隊戰士雷鋒

1961年2月15日

（註：雷鋒還把這封信抄錄在自己的日記中）

類似這樣的慰問信不止這一封，只要有機會，雷鋒在做好事的同時，總要附上這樣的一封信：信的內容大同小異，但是有一個很鮮明的共同點，就是把自己的身份和單位都敘述的很清楚，這樣的信件有據可查的排列在下面：

1、1959年12月13日，雷鋒致姑嫂城公社領導的信，告訴領導，我利用業餘時間積肥，今天給你們送去「大糞500來斤」。

2、1960年8月28日，雷鋒致中共遼陽市委的信，說「懷著萬分高興的心情，將我節約的100元寄給你們，支援災區人民公社發展生產。」

3、1961年1月18日，雷鋒給戰友們的信，告訴戰友自己「外出開會時，在路上看見了一堆漏掉的水泥，就掏出手絹包了起來，我把水泥帶回裝進了我的節約箱子裡。我做了這麼一點小事，指導員表揚了我」。

4、1961年2月16日，雷鋒寫慰問信給撫順市西部醫院的全體休養員們，「把自己領到的一斤蘋果作為春節送給你們的禮物。」

此外，雷鋒在60年6月初幫助一個老太太，請老太太吃飯，給老太太買車票之後，把自己的姓名、部隊番號和部隊駐址都告訴了老太太，於是，才出現了雷鋒日記中這樣的記載：「本月8日，這位老太太的兒子，給我們部隊首長寫來一封感謝信」。

雷鋒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對於當時中國社會的道德教化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為什麼現在的人不怎麼學「雷鋒」了呢？這就是不道德的中共用不道德的手法去宣傳一個道德人物，把好人好事都往共产党脸上贴金的後果。

 

在一個高中的宿舍裡，住在一起的幾個學生中有一個是大法弟子，通過他不斷向宿舍裡的同學講法輪功的真相，大家都明白了大法美好卻無辜遭受迫害。同學們共同約定：誰也不能把修煉大法的這位同學說出去，大家都要保守這個秘密，學校知道了就會開除他！所以，這個宿舍的同學們誰也不去洩露這一秘密，甚至連自己的父母都不告訴……

秘密被牢牢的掩藏在善良的心田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