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八十年的實踐中，我們真實的看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以及蘇共黨的組織結構形式那一套，同中國文化中最不好的那些東西，比如奸詐、黑厚、權謀、私慾和農民造反，「馬上打天下」等傳統結合在一起，轉化為現代農民大革命，形成了歷史上最邪惡、最兇殘、最無約束的黨文化和暴政。
南京大學高華教授在他所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2000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一書中提到在延安被中共殺害的知識份子王實味。王實味是一個十分敏銳的知識份子，他親自體驗了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後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感受到在社會氣氛方面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他不會忘記1940年延安理論界所發生的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正是隨著這類討論的展開，在「民族形式」的掩護下，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消極的東西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論及其實踐中。而好的、正的、善的、敬天畏神的傳統被中共「馬克思主義掉了」，去中國化了。終於，王實味得出自己的結論：中國專制主義的舊傳統已嚴重侵蝕了中共的肌體，即使在延安，「舊中國的骯髒污穢也沾染了我們自己，散佈細菌，傳染疾病」。
其實，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出發點，並不是真的為了中國的前途，主要是為他個人的權力慾望。據原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回憶，從1941年9月起，毛澤東在同一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個別談話中常常提到他想建立「毛澤東主義」的問題。毛澤東說，「一個領導人如果沒有自己的主義，他在生前就可以被人推翻，而在死後他甚至會受到攻擊。如果有了『主義』，情況就不同了。你看，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第二國際分裂成了許多派別，但誰都不敢出來反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第三國際和聯共（布）黨內有不少組織和派別，可是誰都沒有出來反對列寧和列寧主義。孫中山有三民主義，國民黨內儘管一團混亂、派別林立，可誰都不敢出來反對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如果我不建立自己的『主義』，即使黨的七大選舉我當了黨中央主席，人們也可以把我推翻。」
從毛澤東當年與王明的這段談話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毛澤東之所以要建立所謂「毛澤東主義」，大搞「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為了自己不被推翻，是為徹底打倒王明和黨內的留蘇勢力，最終確立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導師」和獨裁地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結果就是，把邪惡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中最不好的糟粕結合在了一起，可謂後患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