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中國未經人民選舉而強行執政的中共專制集團，是既得利益的壟斷者。中共本身也以各種形式，公開承認自己是唯利是圖、物慾橫流的利益集團。在中共內部，物質待遇極為敏感，實行分級待遇，等級森嚴，名目繁多。且不說現職官員，僅離退休官員，就有無數種級別的物質待遇。這些離退休官員，縣級以下叫「退休」，市級以上叫「離休」。

目前，中共中央委員以上離休高幹，每年公款開銷，就高達1000億人民幣；最高級離休官員有11人（即江澤民、李鵬、萬里、喬石、朱镕基、李瑞環、宋平、劉華清、尉健行、李岚清、薄一波），更享受至高無上的特權待遇：每年耗費公款10億元，平均每人近1億元！（編輯註：薄一波已去世）

中共高官頑固抗拒政治改革的原因，也在於此。中共高官中，一旦有人站在人民一邊，就被中共定義為「危害黨的利益」，作為懲罰，立即被剝奪相應級別的特權待遇。已故總書記趙紫陽，因同情學生，被定性為「分裂黨」，立即被趕進一個小院子。前往參觀者感歎：院子小而簡陋，與普通老百姓無異。

江澤民等離休高幹享受的特權待遇，包括各地行宮、專機、專列、高級轎車、專家醫療組等。江澤民離休後，可以任意享用的行宮包括：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玉泉山中央軍委招待所5號樓，上海西郊賓館，上海大公館，蘇州太湖，等等。江澤民所用專列，沿線都有武裝保護，所有快慢旅客列車，都要停站讓行。即使是同方向行駛的特快列車，也必須停下，讓其專列超越而過。

次一級的高幹，也耗費大量公款。如已經死亡的汪道涵，在其死亡前幾年，每年公費開支947萬元，醫療開支500多萬元，當局專門為他在上海錦江賓館和大公館設有兩個包括全套醫療設施的「汪辦」。其他即便是省部級離休幹部，平均每人每年開支也都高達500萬元。

農村貧困，兒童失學，礦難頻發，下崗工人生計維艱，民工工資慘遭拖欠，至少兩億多中國人民還掙扎在溫飽不濟的貧困線上……所有這些，都絲毫沒有打動中共高官的恻隱之心，他們熱衷分贓，窮奢極欲，揮霍無度，一擲千金，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糜爛生活。口口聲聲的「為人民服務」，不過是招搖過市的幌子。在他們內心深處，奉行的，正是歷史上法國國王路易十五臭名昭著的名言：「在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江澤民離休後，可以任意享用的行宮包括：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玉泉山中央軍委招待所5號樓，上海西郊賓館，上海大公館，蘇州太湖，等等。圖為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文／何遠村

二零零八年之初中國南方的一場百年不遇的大雪災，官方公佈的因災直接經濟損失就高達一千一百一十一億元，災情之重可想而知。有個詞叫「分憂解愁」，就是讓旁觀者去切身體會別人的不幸，分擔痛苦，讓不幸的人體會溫暖。可是，在中共媒體的宣傳攻勢之下，領導人視察和部隊抗災、烈士讚歌成為了媒體的主旋律。結果呢，造成了一個正好相反的奇怪現象。災區的不幸沒有大量深入的報導，千千萬萬身處災區的人民的痛苦沒人知道，無法被人分憂，仍在默默中承受著痛苦；而沒有身在災區的億萬人民，他們卻在強烈的感受著媒體宣傳帶來的無限「溫暖」，而且心被「感動」著。

大家還記得中共對伊拉克戰爭的報導中，多少刺痛人心的畫面呈現在觀眾面前，讓中國人民去感受戰爭的痛苦，去為外國人分憂解愁，可是，對於我們自己同胞的痛苦，中共卻熟視無睹。偌大的雪災，該是悲情一片，可是，中共的媒體上看到的卻是一場為中共貼金的主旋律盛宴。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災民在媒體面前還表示「為黨為國分憂」的決心。到底誰是遭遇不幸的人？讓人都看花了眼睛。

自然災害是自由社會媒體必然密集報導的事件，第一個趕到現場的往往是記者，這是老百姓最關心的話題。節目主持人在災區第一線主持每天的節目，把受災情況、災民處境、政府的救援狀況是否有力、後續安置狀況源源不斷的向全國現場報導，政府和領導人是被媒體監督的對象。而中共壟斷著媒體報導，壟斷著抗災資源，壟斷著對災害發生原因的分析，壟斷著災情的發佈，常常延誤救災時機，天災變成人禍，從而造成重大損失。

中共對於天災，有兩個招。一是掩蓋，指望瘟疫總會過去，洪水總會消退，大雪過後總會天晴。二呢，如果災害拖得時間過長，控制不住了，中共就會從消極指望中搖身一變成為抗災的大救星。唱起抗災的主旋律，把壞事當作好事炒作，大玩煽情忽悠百姓。百姓的痛苦只是在「波及多少省，死亡多少百人，滯留多少萬人，農作物受災、絕收多少億畝，森林受損多少億畝，倒塌房屋多少萬間，直接經濟損失多少億元」等等毫無情感的「統計數字」中一帶而過，在中共媒體上充滿煽情的主角卻是領導人的身影，抗災的宣傳，這個那個恢復正常的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消息。

中國著名學者何清漣女士所著之《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報告中有一條涉及到中共新聞傳媒對中國災難的宣傳報導宗旨，「天災人禍的報導必須受到嚴格監督，避免加劇公共怨恨。在不能避免（即反映無法隱瞞）的情況下進行報導時，要統一口徑，著重報導政府組織救災活動，以及在救災活動中湧現的好人好事。不能渲染災情，不能出現具體數字。所有有關數字必須經宣傳部門審查後方予公佈」。

中共並不是不會報導痛苦，但那是取決於政治上的需要。中共為了诋毀法輪功，為迫害尋找藉口，製造了多少謊言讓人「痛哭流涕」。而在真正需要把受害者的聲音發出來的時候，中共和被黨文化毒害的人會用各種理由來加以阻止。比如，中共領導人出訪，會說領導人來訪是個高興的時刻，哪能抗議呢？中共開人大政協會議，會說那是個需要安定團結共商國事的時刻，哪能抗議呢？奧運來啦，會說那是個誰也不敢碰的民族自豪的時刻，哪能抗議呢？……那麼，到底什麼時候才是人民可以反映心聲的時刻呢？

聽不到民眾的痛苦，如何找到痛苦的原因？找不到原因，如何解救痛苦，如何防止痛苦再次出現？一九九八年的洪水，二零零三年的薩斯，二零零八年的大雪災，給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但是高唱黨媒體的主旋律，壓制媒體自由的中共，是不可能真正反思自己的，是不可能真正關心百姓疾苦的。天災示警，把人民的不幸變成盛宴的中共，將會給中華民族帶來多大的災難！

在大陸，中共黨史是以「政治理論課」的形式進入各高等院校和專科學校的課堂，可是，又是以「歷史教程」的面目呈現給讀者，要讓人們相信它說的就是歷史事實，這就有了很大的欺騙性。可以說，在中共手裡，歷史真的成了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中共壟斷了對自己歷史的解釋權，併發展出了一套「黨史編撰學」（有人稱是中共黨史偽造學派），常以一種會議決議的方式按照當權者的意志對歷史進行統一口徑的表述，形成官方的權威說法，從而成為其他有關黨史研究的史料依據。中共偽造黨史一般就是先設定黨內一直存在兩條路線鬥爭，某某某代表一條正確路線，別的人代表一條錯誤路線，選材的標準，就是證明某某某一貫正確，別的人一貫錯誤，黨史成為了中共內部鬥爭的工具，外部欺騙民眾的幌子。

本來是論從史出，中共是倒過來，以論代史，史從論出。毛黨魁編集的《六大以來》，成為延安整風的基本武器。中共黨史偽造學派製造的第一個歷史決議是一九四一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歷史決議偽造了毛在遵義會議上的神話，確立了毛的獨裁地位。後來還有《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九八一年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等，都是中共偽造歷史、隱瞞真相的典型例子。《決議》的目的是力圖恢復黨的正面形象，這與史學研究專以弄清史實為目的的出發點，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黨又要把這種《決議》形成的定論強加給史學研究者作為歷史的基本事實。「黨內在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不能『百家爭鳴』，以免動搖黨心軍心民心」「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這是中共給黨史研究定下的原則。所以，不少學者幹脆搞不清黨史究竟是屬於理論宣傳呢，還是也可以算做一門學問；如果可以算是一門學問，那麼它究竟是應當屬於政治理論呢，還應當屬於歷史學？

政治化黨史的嚴重的後果，就是伴隨著中共路線及政策的變換，以及隨之而來的黨內鬥爭的起伏與發展，中共黨史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時然亦然，時非亦非」的怪現象。比如，除了毛黨魁以外，幾乎所有在毛之前或與毛同時代的中共黨的領導人，在中共黨史書中或者被隱去姓名、事跡，或者都成了反革命小丑，共產黨歷史上的每一項成功，不管有無事實依據，統統記在了毛的頭上。所謂中共黨史終於也成了典型的個人崇拜史，成了毛與一次又一次錯誤路線鬥爭的歷史，毛的名字在一本二三百頁的書中能夠出現數百次之多。不僅如此，中共黨史還成了一種政治晴雨表，誰在台上就捧誰，誰下台就罵誰。黨史教科書翻來復去地改寫。林彪成為毛的接班人，中共黨史的作者就大書特書，居然連朱德與毛黨魁在井崗山會師也改成了林彪與毛在井崗山會師。林彪叛逃摔死，中共黨史的作者馬上就大批特批，把林彪從頭到尾都說成是野心家、陰謀家。

應該說，今天的研究環境比二十年前要相對寬鬆一些，資料也豐富了，敢於從事史實挖掘的學者也多了。但是，因為中共的政權是靠謊言和暴力維持的，中共是絕不允許揭示出其歷史真相的。全面揭穿中共歷史的那一天，只有等到中共解體以後才能真正迎來。（明慧週報編輯整理）

大楊在朋友家聊天兒，一位在中國機關工作的中年男子和他爭論起來，因為觀點的激烈衝突，那男子爭得面紅耳赤。大楊說：「我們互留電子郵箱，將來在網上繼續討論吧。」

一聽這話，男子把臉沉下來說：「留可以，但你不要把那些反動資料寄來，特別是不要把法輪功的東西寄來。」「為什麼？」大楊明知故問。那男子不語。大楊笑著說：「你說我反共，但我敢看共產黨的書刊報紙，敢看毛選，敢看人民日報，從中指出裡面的滿紙荒唐言。你這樣反對法輪功，你敢不敢看法輪功的資料？敢不敢看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你不敢看怎麼知道『錯』在哪裏？那你反對是憑什麼呢？」見那男子無言，大楊又說：「你如果看了法輪功的東西，共產黨就會翻臉不認人，對你加以迫害是不是？你看，你對那個黨忠誠，但那個黨對你可不手軟，那你說那黨不邪是什麼？」那男子開始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