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無冕」地位是毛一手定下的。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魯迅就是這樣被中共及其黨魁作為統戰對像加以利用，推上了神壇。
魯迅在1936年病逝。有人說正是他的死，使他成為了中共神化的對象。喜歡罵人，喜歡罵國民政府的魯迅，如果活下來的話，他在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會是如何呢？真就有人去問了毛，毛的回答是「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魯迅之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雖然在許多魯迅崇拜者眼裡，批判魯迅還是不能碰的心理禁區，不過民間還是開始了對魯迅的反思，包括一些大陸學者，希望能還原一個更真實的魯迅。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說「中文不滅，國無希望」，要取締中醫中藥，認為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就只有「吃人」兩個字，等等，在很多人看來，的確有些過激。
現在有一些研究歷史和魯迅的學者提出了幾個問題，在學術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爭議，下面舉兩個例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閱更多的資料。
被封為「民族魂」的魯迅，罵傳統、罵同胞、罵同事、罵一起共事的文人、罵軍閥、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落得了「骨頭最硬」的名聲，但是，有人出來質疑了，魯迅為什麼不罵侵華日軍呢？雖然抗戰是魯迅去世之後一年才正式爆發，但是，日本侵華從1931的「九一八」就開始了。魯迅犀利的筆鋒似乎只是對準中國文化和中國人與正在走向共和的國民政府，對於民族外敵的入侵，好像並不以為然。
有人為魯迅辯護，從魯迅的文章中找出了一些「抗日」文字來，不過質疑的一方認為比起在「九一八」之後五年的時間裏魯迅寫下的不下五百篇大罵中國人的文字來說，魯迅的這些抗日文字實在是羞羞答答，大多並非直接針對抗日（讀者不妨去找來看看，自己做個判斷）。當時日本在中國的特務活動非常猖獗，一直在為1937年的正式入侵作準備。魯迅最好的朋友是一個在上海開書店的日本人，叫內山完造。日本軍佔領上海的時候把中國的商務書店等都交給內山完造經營管理——這叫接收敵產。日本人戰敗後，他是數十萬日本在上海「僑民」選舉產生的總頭目，安排日本「僑民」回國等等行政事務。1932年日本軍入侵上海——也就是凇滬抗戰（也叫128事變），中國軍民浴血抗日，上海文化各界都在聲援抗日，而魯迅攜全家老小躲到外國租界日本人內山完造的書店裡，潛伏長達半年之久。魯迅在幹什麼？在外國租界「青蓮閣邀妓來坐，與以一元」——（魯迅日記2月16日）。所以，有人說，如果內山完造不是一個普通書商，而是有特殊任務，那就對魯迅的「民族魂」之名聲不利了。
關於魯迅棄醫從文的原因，也有一個爭論。我們知道的就是魯迅在《籐野先生》一文中說的，他看到中國人被外國人殺頭，別的中國人圍著看熱鬧，國民的麻木使魯迅受到刺激，決心棄醫從文，要去喚醒民眾。對於大多數讀了這篇課文的大陸學生來說，會認為魯迅應該當時，至少很快就要拿起筆來戰鬥了。可是，有人從《魯迅全集》中公佈的「魯迅年譜」來看，發現不是這麼回事。魯迅在仙台醫專讀書是1904年的事，1905年回國結婚，很快返回日本，但沒有返仙台學醫，而是一直在東京滯留了5年。魯迅家道中落，東京生活昂貴，外界並不太清楚魯迅是如何度過在東京的五年的。1909年，回國擔任浙江師範教員。1912年，在教育部任職。1918年，在別人的勸說下開始創作，筆名「魯迅」。就是說，魯迅棄醫後，過了十幾年才在別人的鼓勵下從文，這確實與人們在《籐野先生》一文中感受到的那種對民族危機充滿緊迫感的魯迅印象有所不同。
魯迅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對於黑暗面和中國人性中的劣根性的批判，有其特定的意義。魯迅被神化，倒並不是魯迅自己的過錯，那是破壞傳統文化的中共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對魯迅加以利用而已。（明慧週報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