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大陸民航總局公安局拋出了一個《關於上報純潔內部和機場控制區通行證管理工作情況的通知》。該「通知」中要求對持有空勤登機證（機組登機證）和機場控制區域通行證的人員作背景調查，調查範圍包括本人、配偶、父母、岳父母、年滿18週歲的子女，調查內容包括上述人員是否曾有犯罪記錄、「文革」中的表現、「六四」時的表現、是否修煉「法輪功」、是否有海外關係，所有親屬所填表格要由戶口所在地派出所蓋章。

在正常的西方社會裏，舉辦大型的運動會針對公眾安全要做很多工作，但其重點是「公眾的安全」，投入最大的應該是對爆炸物和危險品的安檢。但是在中共邪黨那裏就不同，一有見人的活動，它首先要做的就是採取恐嚇、隔離、欺騙等手段堵國人的嘴，在鉗制、欺騙國人的思想方面下大功夫，以此來粉飾太平、維持惡黨在世間的假相。它把這樣的事都「提到政治高度」，但這個「政治」既不是為了人民，也不是為了國家、民族。那麼這個「政治」到底是什麼呢？你問許多人還真回答不上來。其實這個被中共邪黨注入了十足兇氣的「政治」不過是惡黨邪靈的一個面具。

在中共惡黨的社會裏，罪犯不會佔大多數，但是涉及到如象「六四」、「法輪功」的國人卻不是個小數字，而且這些都是思想領域的事情，但中共惡黨卻把這些都視作「敵人」，還包括「海外關係」也要加以防範，說中共惡黨是愚蠢呢，還是不自量力？！其實都是。那它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它要掩蓋的太多，怕曝光的太多。

實際上在各個行業中，從業者的基本道德操守一直是那裏正常運作的最終保障，中共惡黨以這種邪惡的形式和手段「保證安全」，是為什麼呢？就是怕人知道它的歷史和犯罪記錄。惡黨在利用奧運的機會給自己樹牌坊的同時，也在表現暴虐給國人看。在以前，這樣的流氓行為曾屢屢得逞，只可惜，現在天象大變，天滅中共，惡黨氣數已盡，再多的表演只能是邪惡大曝光，惹人生厭，讓世人看清惡黨的嘴臉後果斷退黨。

中國大陸的民用航空早年其實是專供惡黨層面的人員使用的，在中共惡黨制下的赤貧年代，民航人員工作辛苦、待遇不高，被惡黨欺騙「享有較高的政治地位」，那時民航人員構成中軍隊人員較多。現在，雖然中國大陸民用航空已經企業化，但民航業內受惡黨文化影響仍然較大，許多地方民航內部仍然是比較封閉。

在清醒的人們眼中，毛澤東罪惡纍纍。即便中共本身，雖為毛的罪行百般掩飾，卻也發文定論：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每逢毛的誕辰或死亡忌日，連中共官方，都極盡淡化，低調處理，年甚一年。

然而，在中國社會上，甚至在世界上局部地區，所謂「毛澤東熱」，卻不時沉渣泛起，令許多人迷惑。有人打著毛像遊行，有人熱炒毛語錄，有人兜售毛像章。有的出租司機，甚至將毛像懸於車內，祈求「趨吉避兇」。匪夷所思的種種怪事，不一而足。

前蘇聯曾經歷斯大林主政下的恐怖時代，但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蘇共就徹底批判和否定了斯大林。俄羅斯等國實現民主化之後，斯大林的名字，更是被大多數民眾棄若弊履。毛澤東之兇殘，更甚斯大林。但中共為求自保，維持一黨專政，明知毛罪孽深重，卻並未對毛徹底否定。甚至於，至今還將毛像懸掛於天安門城樓。況且，當今中共的獨裁統治，不過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延續。在中共無所不至的「輿論導向」下，中國民眾為此繼續蒙受愚弄。中共繼續保毛崇毛，等於為 「毛澤東熱」保留了隨時可能死灰復燃的土壤。

當今中國，腐敗橫行，貧富懸殊。部份中國民眾以為，毛澤東時代，「雖赤貧，卻平均。」 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思想下，這部份民眾不免「懷念」毛時代。但這種「懷念」，卻是建立在對毛時代徹頭徹尾的誤會之上，依然是愚昧的產物。因為，早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的特權和腐敗就已經暴露無遺：中共幹部，在工資待遇、票證供應、居住出行，等等方面，都享受巨大特權。連土地、耕牛、房產都悉數被 「充公」的老百姓，幾乎一無所有。毛澤東本人，生活腐朽而糜爛，早已人盡皆知。為求爬升，上行下效，社會上「拉關係、走後門」成風。

至於國際上部份地區，如在秘魯或尼泊爾等偏遠地帶，至今還有所謂「毛派」游擊隊活動；甚至在台灣和香港等地，時不時還有人煽起所謂「毛澤東熱」。實際上，只要我們聯想到德國的「新納粹運動」、日本極右翼的「軍國主義復活思潮」、俄羅斯零星民眾高舉該國屠夫斯大林的畫像遊行，等等現象，就不難理解，毛澤東陰魂不散，有人盲目崇拜，有人認賊作父，有人借屍還魂，不過是歷史的尾聲，現實的假象。這種假象，絲毫不影響毛澤東的歷史定位：一個殘民以懲和十惡不赦的暴君。（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最近教育部將在十省市區中小學試點開設京劇課，但令人費解的是所規定的曲目中有十三個選自「革命樣板戲」。教育部此決定一經公佈就引來了眾多國內媒體、網友的非議。有的家長說：「一聽到樣板戲，就彷彿回到那個血腥的時代，大字報、批鬥，讓人不寒而慄，怎麼能讓孩子們再去學這樣的東西呢？」

「血債要用血來償」，「一切反動派統統埋葬」，「革命到底永不下戰場」（教育部規定的樣板戲曲目的唱詞）等等，當年曾經把多少天真爛漫的少年兒童「改造」成「打、砸、搶」、不認父母、批鬥老師、甚至去殺人放火的「紅衛兵小將」，而現在又要讓當代的中小學生從中學到什麼呢？

有教育專家評論說：「少男少女正處在精神成長或者精神吃奶的階段，所謂『吃什麼奶就長什麼肉』。正如我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是吃著『文革』狼奶長大的，這一輩子都要和戾氣抗爭。教育應該播種愛，而我們的教育是播種恨，讓孩子們『仇恨的種子要發芽』。」

更可笑的是，教育部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瞭解繼承傳統藝術。殊不知「樣板戲」本身就是文革期間把傳統文化徹底破壞殆盡後，用來篡奪正統藝術地位的替代品。這樣的東西無論內容和形式都與傳統文化背道而馳。傳統戲曲是對忠孝節義等美德進行形象化解說，講究的是舞蹈化身段、扮相、服裝等優美的形式。而「樣板戲」的主角都是「高大全」形象，故事是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與階級鬥爭，唱腔上為了全力表現主角的鬥志昂揚、苦大仇深，創造出一種聲嘶力竭的「樣板腔」。老藝人把這種極端感情宣洩式的演唱蔑視地稱為「灑狗血」，把「樣板戲」稱為偽京劇。其實，這種做法完全是盜取傳統文化的形式來破壞傳統文化內涵的。

而中共的教育系統何嚐不是如此呢？真正的教育宗旨應該是對受教育者自身能力的養成或開發，所培養的是健全的精神人格。而這種全國統一式的教材、統一的答案，要求無論正確與否，受教育者都必須接受，這樣的教育只不過是灌輸黨文化的工具而已。現在校園的暴力和流血事件已經成為社會問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社會長期被一種倡導仇恨、暴力的文化滲透造成的，這不可怕嗎？

教育部推行「樣板戲」遭民眾的普遍反感，體現的是人們對黨文化反思後的覺醒，因為人性一面都是厭惡暴力鬥爭的，內心渴望的都是真正的和諧安寧。

馬克思的學說在西方不過就是一家之言，但是，在共產主義陣營裡被奉為了最偉大的科學、真理，甚至成為國教信仰。享有類似命運的大概還有一個人，就是魯迅。他在同時代的文人中，或者非共產黨的圈子裡，也許就是一個有才氣有性格的文人，一個喜歡罵人的文人，但是，在中共那裏，卻被推上了族魂的神壇。在文革中，除了毛黨魁的著作，能大行其道的就算魯迅的作品了。今天，毛走下了神壇，而魯迅仍然高高在上。在大陸上學，魯迅的文章學生必須讀，也是高考必考的內容。

魯迅的「無冕」地位是毛一手定下的。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魯迅就是這樣被中共及其黨魁作為統戰對像加以利用，推上了神壇。

魯迅在1936年病逝。有人說正是他的死，使他成為了中共神化的對象。喜歡罵人，喜歡罵國民政府的魯迅，如果活下來的話，他在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會是如何呢？真就有人去問了毛，毛的回答是「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魯迅之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雖然在許多魯迅崇拜者眼裡，批判魯迅還是不能碰的心理禁區，不過民間還是開始了對魯迅的反思，包括一些大陸學者，希望能還原一個更真實的魯迅。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說「中文不滅，國無希望」，要取締中醫中藥，認為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就只有「吃人」兩個字，等等，在很多人看來，的確有些過激。

現在有一些研究歷史和魯迅的學者提出了幾個問題，在學術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爭議，下面舉兩個例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閱更多的資料。 

被封為「民族魂」的魯迅，罵傳統、罵同胞、罵同事、罵一起共事的文人、罵軍閥、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落得了「骨頭最硬」的名聲，但是，有人出來質疑了，魯迅為什麼不罵侵華日軍呢？雖然抗戰是魯迅去世之後一年才正式爆發，但是，日本侵華從1931的「九一八」就開始了。魯迅犀利的筆鋒似乎只是對準中國文化和中國人與正在走向共和的國民政府，對於民族外敵的入侵，好像並不以為然。

有人為魯迅辯護，從魯迅的文章中找出了一些「抗日」文字來，不過質疑的一方認為比起在「九一八」之後五年的時間裏魯迅寫下的不下五百篇大罵中國人的文字來說，魯迅的這些抗日文字實在是羞羞答答，大多並非直接針對抗日（讀者不妨去找來看看，自己做個判斷）。當時日本在中國的特務活動非常猖獗，一直在為1937年的正式入侵作準備。魯迅最好的朋友是一個在上海開書店的日本人，叫內山完造。日本軍佔領上海的時候把中國的商務書店等都交給內山完造經營管理——這叫接收敵產。日本人戰敗後，他是數十萬日本在上海「僑民」選舉產生的總頭目，安排日本「僑民」回國等等行政事務。1932年日本軍入侵上海——也就是凇滬抗戰（也叫128事變），中國軍民浴血抗日，上海文化各界都在聲援抗日，而魯迅攜全家老小躲到外國租界日本人內山完造的書店裡，潛伏長達半年之久。魯迅在幹什麼？在外國租界「青蓮閣邀妓來坐，與以一元」——（魯迅日記2月16日）。所以，有人說，如果內山完造不是一個普通書商，而是有特殊任務，那就對魯迅的「民族魂」之名聲不利了。

關於魯迅棄醫從文的原因，也有一個爭論。我們知道的就是魯迅在《籐野先生》一文中說的，他看到中國人被外國人殺頭，別的中國人圍著看熱鬧，國民的麻木使魯迅受到刺激，決心棄醫從文，要去喚醒民眾。對於大多數讀了這篇課文的大陸學生來說，會認為魯迅應該當時，至少很快就要拿起筆來戰鬥了。可是，有人從《魯迅全集》中公佈的「魯迅年譜」來看，發現不是這麼回事。魯迅在仙台醫專讀書是1904年的事，1905年回國結婚，很快返回日本，但沒有返仙台學醫，而是一直在東京滯留了5年。魯迅家道中落，東京生活昂貴，外界並不太清楚魯迅是如何度過在東京的五年的。1909年，回國擔任浙江師範教員。1912年，在教育部任職。1918年，在別人的勸說下開始創作，筆名「魯迅」。就是說，魯迅棄醫後，過了十幾年才在別人的鼓勵下從文，這確實與人們在《籐野先生》一文中感受到的那種對民族危機充滿緊迫感的魯迅印象有所不同。

魯迅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對於黑暗面和中國人性中的劣根性的批判，有其特定的意義。魯迅被神化，倒並不是魯迅自己的過錯，那是破壞傳統文化的中共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對魯迅加以利用而已。（明慧週報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