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黨教育下長大的一代人，頭腦中一個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社會主義」的公平分配，但是，中共幹部的分配等級制度造成的巨大收入差距，卻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社科院黨史研究員楊奎松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提起他早年生活在北京「大院」裡的經歷，「在機關、軍隊大院裡生活，包括在儘是幹部子弟的學校上學，你會強烈地感受到等級制所帶來的種種影響。我們還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誰的爸爸是多少級，多少級的幹部住多大的房子，多少級以上的幹部配什麼級別的轎車，多少級以上的幹部可以到『特供』商店去購買普通幹部買不到的『特殊供應商品』，如此等等。因為父輩級別的不同，甚至還會影響到學生之間的交流也會發生問題，父輩級別相差太大就會出現『話不投機半句多』的情況，結果孩子們也常常會按家庭出身和級別的高低，在學校裡分成不同的交際圈子。」

其實，中共幹部的特殊化從在延安住窯洞時就開始了。在延安整風中被整死的著名文化人王實味，就是因為對於中共的等級制度不滿而惹火燒身的。當時無數熱血青年投奔延安，發現他們理想的核心——「平等"——竟然在延安無蹤無跡，頓覺失望至極。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級領導還有特別的營養食品，叫特灶。

為什麼從來都高舉社會主義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產黨人，會建立起這樣一套權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呢？黨史學者們在研究這個問題，試圖給共產黨找一個什麼臺階。其實，共產黨本來就是騙人的，共產黨的本質決定了這個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在其統治下根本就不可能消除。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在那個大鍋飯的時代，老百姓都覺得大夥一樣窮，哪裏是那麼回事，等級差別愈演愈烈。楊奎松介紹說，中共幹部的工資等級差別遠遠超過國民政府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注意，這些政府中只有中共打著「平等」的幌子）。以戰後1946年國民政府頒布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其文官總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僅為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在資本主義各國中，一般來說，最高最低工資差，在8－10倍上下，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20倍左右。而中共在1956年所定的工資標準，等級只是30個級別，少於國民政府上述標準，但最高一級和最低一級工資收入之差，卻達到36．4倍，遠遠超出其他政府。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中共的等級差更多的還不是表現在工資標準上。以最典型的住房標準為例，上海市1956年工資改革時就按照行政級別將各級幹部住房劃分成了十幾種待遇標準，明文規定：特甲級可享受200平米以上的「大花園精緻住宅」；特乙級可享受190—195平米的「大花園精美住宅」……五級可分得「120—135平米的新式裡弄住宅」；六級可分得100—115平米的「有衛生設備的普通裡弄住宅」……九級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簡屋」，如此等等。而行政10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還可以繼續享受供給制殘留下來的緊俏和質優商品的特殊供應（即「特供」）。而且，所有針對高級幹部的特殊待遇，不僅沒有嚴格限制其使用範圍，而且一旦取得，便終生享受，到死為止。這種種待遇相對於每月只有幾十元工資收入的普通職員來說，特別是許許多多百姓因為住房緊張不得不幾代同堂的情形，自然是天上地下了。

「改革開放」後的這三十年，造成的貧富分化更是成為了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共不斷出臺各種措施要解決今天的貧富分化，可是，這是「不可能的任務」。社會公正的前提是人民權利的平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離開這些普世價值談論社會公正，無異於與虎謀皮。還是阿克頓勳爵的那句話說得對：「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明慧週報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