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天亮

公元前548年，齊國的大臣崔杼殺了淫亂無道的齊莊公，齊國太史伯秉筆直書說：「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殺掉了太史伯，然後命其二弟太史仲記載這件事。太史仲毫不猶豫，寫下的仍然是這五個字『崔杼弑其君』，於是也被殺掉。三弟太史叔繼承兄長遺志，再次寫下「崔杼弑其君」，又被崔杼所殺。太史伯最小的弟弟太史季與三個哥哥一樣視死如歸，仍舊寫「崔杼弑其君」，並對崔杼說：「據事直書，史氏之職也。失職而生，不如死！」崔杼被其正氣所震懾，放棄了歪曲歷史的想法。當太史季出門時，看到另一位史官南史氏手持竹簡而來，便問他來此何干？南史氏說：「我擔心你也被崔杼殺掉，無人記錄史實。」說罷將手裡的竹簡給太史季看，上面也是如實記載著「崔杼弑其君」。

這樣的故事，在現代許多人看來簡直如天方夜譚一般，僅僅為了一句真話，這些史官竟然如此前仆後繼，大義凜然。其實對於敬天敬神的中華民族來說，人們都相信這種『道義為之根』的凜然正氣是天地、日月、山河乃至民族的命脈根本。故文天祥有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

從在胡地玄冰中為守臣節而牧羊十九年的蘇武，到安史之亂中以身殉國的雎陽太守張巡；從精忠報國卻在風波亭遇難的岳飛父子，到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從彈劾閹黨而被捕下獄受盡酷刑的左光斗，到為變法圖強而喋血菜市口的譚嗣同，這些人只要放棄他們心中的道義，榮華富貴垂手可得，但是他們卻沒有選擇苟且偷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華民族的精神就在這種薪火相傳的道德正氣涵養下得以延續了五千年。

中共政權的建立，使中華民族的精神經歷了一場空前的災難。五七年一場『引蛇出洞』的『陽謀』窒息了五十多萬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份子的聲音；淺嚐輒止的古文教育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焚燬古代典籍和砸爛歷史文物的浩劫，使人們長期接觸不到也讀不懂老祖宗那苦口婆心的諄諄勸善之言；日復一日的無神論宣傳讓人拋棄一切道德顧忌；橫流的物慾誘惑人為了一己之私而『無法無天』。除此之外，中共任意篡改歪曲歷史，美化暴政和暴君，用無處不在的暴力機器禁止人們有自己的信仰和思想。

於是我們漸漸遺忘了做人的道德底線，遺忘了『捨生取義』的民族精神；我們漸漸學會了自我麻痺和忍辱偷安，學會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學會了不吃眼前虧，也學會了浮誇、腐敗、曲意逢迎和一切唯領導馬首是瞻；認同了善惡標準可以被暴力隨意扭曲，因此根本無善惡可言。

釋迦牟尼佛大弟子舍利弗曾經感歎道「墮落容易超升難！」孟子說：「如果人們最想要的就是生命，那麼只要保全性命，什麼手段不會被採用呢？如果人們最厭惡死亡，那麼只要能避開死亡，什麼手段不會被採用呢？」

五千年傳承不滅的精神香火啊，到了我們的手中，已是風雨飄搖！法輪功的出現無疑起到了力挽狂瀾的作用。僅僅簡單的三個字『真善忍』，涵蓋了民族精神中的精華。習慣了口不對心的政治表態的人們學會了說真話，習慣了「與人斗其樂無窮」的人們學會了善待他人，習慣於「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人們學會了寬容忍耐。對於佛道神的正信，讓人開明智慧，胸懷高遠。這一切不僅僅表現在修煉者身體健康的改善上，更開啟了我們心底都存在和渴望的善念良知，社會的風氣乃至民族的精神也重新獲得了淨化和昇華。人們如獲至寶，奔相走告，修煉者的人數呈幾何級數增長。

1999年4月25日的『萬人大上訪』是法輪功修煉者風貌的一次大檢閱。這些修煉者中的許多人都知道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當權者，但是他們還是胸懷坦蕩地來了，來和政府澄清法輪功的真實情況。他們是那麼從容，那麼耐心，既沒有標語，也沒有口號，沒有喧嘩，也不阻塞交通，平心靜氣地等待與中央信訪辦領導對話。

三個月後，那個妒忌得發狂的小人江泽民滥用手中的权力終於公開發動了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海外媒體曝光出來的鎮壓手段讓一切良知尚存的人不忍卒讀。數千人被折磨致死，數千人被關進精神病院，數十萬人被關進勞改營，無數家庭妻離子散。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這場集古今中外造謠、洗腦、酷刑、株連、虐殺和精神摧殘手段之大全的鎮壓，卻未能阻止法輪功學員挺身而出講清真相的腳步，他們所承擔的肉體和精神痛苦、以及背後深刻的原因和巨大的責任豈是『捨生取義』這四個字所能了得？！

如今將近九年的時間已經過去，面對整部國家機器的全力鎮壓，法輪功學員作為一個堅持信仰『真善忍』的整體，仍然頂天立地、傲霜迎雪。

更難得的是，他們沒有訴諸暴力，甚至沒有慷慨激烈、罵賊而死的行為，一直秉持著和平和理性，心平氣和地講述真相。這來自全社會千百萬弟子前無古人的浩然正氣，這難道不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全面回歸和超越嗎？

中共宣稱自己搞的是「社會主義」，卻從不具備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諸如公有制，社會福利至上，工農大眾當家作主，等等。國營企業成為中共官員洗劫國有資源的「合法」招牌；社會福利，僅僅是屬於各級官員、公務員、和部隊官兵的壟斷利益；佔人口多數的工農大眾，沒有地位，沒有福利，陷入絕對貧困。如果說是「社會主義」，這是最壞的「社會主義」。

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中共貪官是市場經濟的天敵和禍亂之源。物慾橫流，唯利是圖，假貨氾濫，一切向「錢」看，笑貧不笑娼，社會道德崩盤，這一切，都是在中共的刻意誘導和教唆之下。如果說是「資本主義」，這是最壞的「資本主義」。



政治上獨裁，思想上專制，精神上奴役，肉體上消滅，中共迷信的，不過是暴力和屠殺。這是徹頭徹尾的封建主義，而且是最壞的封建主義。因為，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歷史上，有的是愛民如子的明君，和精忠報國的賢臣。卻沒有一個朝代，比得上二十至二十一世紀的中共，隨時高舉的槍桿子，隨處可見的文字獄，舖天蓋地的謊言，無孔不入的特務。惡法酷刑，無所不用其極。


最壞的社會主義，加最壞的資本主義，再加血淋淋的封建主義，這一總和，就是中共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個不倫不類的名詞。無非要招搖撞騙，掩耳盜鈴，欺世盜名，掛羊頭賣狗肉。（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明慧評論員歐陽非撰稿）對於「4.25」事件，即1999年4月25日的法輪功學員萬人大上訪，有人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在美國，如果一萬人去圍白宮，你看鎮不鎮壓你？

這種想法可以理解，但是這種對比是缺乏根據的。

第一，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遊行示威的權利是得到充分保障的，遊行許可的申請絕大多數都能被批准，包括白宮附近，甚至總統車隊途經的路線，都能允許人去示威。

中國憲法中規定百姓有言論和遊行示威的自由，卻幾乎沒有幾個示威的申請真正批准過，除非權力集團為了自己的目的而需要人們去遊行示威，其實這時它也不需要你去申請了。

第二，美國總統就職典禮時，抗議活動是經常發生的，大家各行其是，互不干擾。美國總統決不可能發佈取締或鎮壓令，真發佈了，他也就當不成總統了。布甚在 2001年就任第一任總統的典禮上，在白宮附近有近10個團體組織的兩萬多人舉行抗議活動；在他的第二任總統就職典禮上，更有人在他的車隊路過時進行「抬棺」示威。這些示威者並沒有受到美國政府的任何鎮壓，總統也沒有搞「秋後算賬」。

第三，「4.25」並不是去遊行示威。如果要從法律上較真，「4.25」是法輪功學員自發的到位於中南海附近的國家信訪辦集體上訪，這是不需要申請許可的，上訪也沒有人數的限制，而且當時學員站隊和排列位置都有警察在現場安排。法輪功學員上訪完全是出於對上級領導的信任。在文革以後，為了處理大量的冤假錯案，從中央到地方的「信訪」部門應運而生，負責接待處理人民來信和來訪。「4.25」上訪其實是法輪功學員多年來為爭取寬鬆的修煉環境持續上訪中規模最大的一次而已。

第四，「4.25」發生的背景是法輪功學員的修煉環境受到某些職能部門的騷擾，大法書籍被禁止出版，媒體上歪曲事實攻擊法輪功，甚至公開出現抓人打人的惡性事件。在中國大陸，受害群眾如何對待面臨的錯誤對待呢？中國百姓特有的做法就是向上級部門反映情況，希望作為父母官的上級領導來給百姓做主。

用平常心看 「4.25」，不過是一個很具中國特色的民眾受到不公正對待時尋求上級領導主持公道的上訪事件。「4.25」上訪在當天得到妥善處理，國務院總理責成信訪辦的負責人出面接待處理，無辜被抓的法輪功學員獲得釋放，政府聽取了學員允許出版大法書籍和給一個寬鬆修煉環境的要求。事情圓滿解決，上訪的學員很快和平散去。

人們去白宮示威，美國政府不會鎮壓；萬名法輪功學員去國務院信訪辦上訪，當時的總理也沒有說要鎮壓，而是採取明智態度做了合理解決。

真正發動鎮壓的，是急於樹立權威、妒忌法輪功創始人有那麼多信徒的江澤民。

在共產黨教育下長大的一代人，頭腦中一個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社會主義」的公平分配，但是，中共幹部的分配等級制度造成的巨大收入差距，卻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社科院黨史研究員楊奎松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提起他早年生活在北京「大院」裡的經歷，「在機關、軍隊大院裡生活，包括在儘是幹部子弟的學校上學，你會強烈地感受到等級制所帶來的種種影響。我們還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誰的爸爸是多少級，多少級的幹部住多大的房子，多少級以上的幹部配什麼級別的轎車，多少級以上的幹部可以到『特供』商店去購買普通幹部買不到的『特殊供應商品』，如此等等。因為父輩級別的不同，甚至還會影響到學生之間的交流也會發生問題，父輩級別相差太大就會出現『話不投機半句多』的情況，結果孩子們也常常會按家庭出身和級別的高低，在學校裡分成不同的交際圈子。」

其實，中共幹部的特殊化從在延安住窯洞時就開始了。在延安整風中被整死的著名文化人王實味，就是因為對於中共的等級制度不滿而惹火燒身的。當時無數熱血青年投奔延安，發現他們理想的核心——「平等"——竟然在延安無蹤無跡，頓覺失望至極。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級領導還有特別的營養食品，叫特灶。

為什麼從來都高舉社會主義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產黨人，會建立起這樣一套權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呢？黨史學者們在研究這個問題，試圖給共產黨找一個什麼臺階。其實，共產黨本來就是騙人的，共產黨的本質決定了這個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在其統治下根本就不可能消除。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在那個大鍋飯的時代，老百姓都覺得大夥一樣窮，哪裏是那麼回事，等級差別愈演愈烈。楊奎松介紹說，中共幹部的工資等級差別遠遠超過國民政府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注意，這些政府中只有中共打著「平等」的幌子）。以戰後1946年國民政府頒布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其文官總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僅為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在資本主義各國中，一般來說，最高最低工資差，在8－10倍上下，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20倍左右。而中共在1956年所定的工資標準，等級只是30個級別，少於國民政府上述標準，但最高一級和最低一級工資收入之差，卻達到36．4倍，遠遠超出其他政府。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中共的等級差更多的還不是表現在工資標準上。以最典型的住房標準為例，上海市1956年工資改革時就按照行政級別將各級幹部住房劃分成了十幾種待遇標準，明文規定：特甲級可享受200平米以上的「大花園精緻住宅」；特乙級可享受190—195平米的「大花園精美住宅」……五級可分得「120—135平米的新式裡弄住宅」；六級可分得100—115平米的「有衛生設備的普通裡弄住宅」……九級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簡屋」，如此等等。而行政10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還可以繼續享受供給制殘留下來的緊俏和質優商品的特殊供應（即「特供」）。而且，所有針對高級幹部的特殊待遇，不僅沒有嚴格限制其使用範圍，而且一旦取得，便終生享受，到死為止。這種種待遇相對於每月只有幾十元工資收入的普通職員來說，特別是許許多多百姓因為住房緊張不得不幾代同堂的情形，自然是天上地下了。

「改革開放」後的這三十年，造成的貧富分化更是成為了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共不斷出臺各種措施要解決今天的貧富分化，可是，這是「不可能的任務」。社會公正的前提是人民權利的平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離開這些普世價值談論社會公正，無異於與虎謀皮。還是阿克頓勳爵的那句話說得對：「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明慧週報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