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煉法輪功後，須寅教授覺的精神特別好，工作效率高，身心健康，因其在本職工作中的優異表現，數次獲得清華大學校系先進工作者、多個國家級教學和科研成果獎等榮譽，在多個學期結束後的學生給予的評估中獲全系最高分，有的學生在評語中寫道：「須寅教授是我從中學到大學以來遇到的最好的老師。」他還在教學綜合評估中總分連續幾個學期獲得全校的前5% 。
風雲突變 堅守崗位心不動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開始非法打壓法輪功後，這個兢兢業業的教授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組織：校六一零辦公室。這個組織主要是由各個院系退休的黨委書記組成，再加上本係的黨委書記，天天輪番的都是中共的宣傳，還莫名的給了須寅教授一個「工會體育委員」的頭銜，不時的以開會為由看管著他，特別是到了所謂的敏感時期，須寅教授說：「有時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突然開會，回家才知道原來是什麼十六大召開，後來我就直截了當的把他們的這個把戲說穿。他們也很尷尬。」
採訪中他表示：「法輪功教我在哪個環境都要做好人，我就好好工作，上課，我的工作業績越來越好，是系裡的骨幹教師，系領導看我心態平靜，同事和其他導師對我的評價都很高，也就默許我煉，學生們也都知道我在煉法輪功，很多人暗地裡也很關心我，擔心我被打壓。」
然而，「六一零」辦公室的人眼看著須寅教授不為其所動，依舊上課，教書搞科研，便採取了另一種威脅的口氣：你這麼喜愛教書，你就不怕因為煉法輪功而教不下去？你就不怕被開除？
須教授回憶說：「我當時就正告他們，你們要開除我，必須出示正式通知，讓全校的師生都知道我被開除不是因為我的業務，而是因為我的信仰，因為我煉法輪功而被開除。」他們一看也就不敢用這個方式了。
突陷囹圄 遭非法勞教牽連無辜家人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早上，像往常一樣，送走女兒上學後，須寅本打算開始準備出全國研究生考卷，突然，二十幾個海淀公安分局的中共警察突然闖開未鎖的防盜門，進行搜查。他們沒有出示任何法律證件就翻箱倒櫃，翻出法輪功的書籍；然後，竟拿出空白的「訊問令」和「搜查令」，當場填寫，並以此將須寅教授和妻子拘捕。
在派出所被非法關押一天後，經須教授據理力爭，以孩子無人照顧為由，他妻子被放回家，而他本人卻被非法關進海淀看守所，第二天被「國家安全保衛處」的人提審。因須寅教授曾義務擔任清華大學煉功輔導站的副站長，被認為是重中之重的人物，國保處的人曾揚言：放誰也不能放須寅。須寅教授本人因而被非法勞教兩年。
後來，有的警察就直截了當的說：「我們抓人是有指標的，抓刑事犯有危險，抓法輪功沒有任何危險，還有獎金。」「我們現在抓人也是為兩年後的奧運作準備，就是要營造這種氣氛，你就是在奧運會之前被放出來，你也不敢動。」
須寅教授說：「這不就是國家恐怖主義嗎？他們有沒有想過這個，說抓就抓，給被抓人的家庭、工作帶來什麼影響了嗎？我們在北京沒有親戚，我妻子擔負著全部的家庭負擔，還要為我的生命安全擔憂，並為我被早日獲釋操碎了心，承受著沉重的精神壓力。我的女兒還不到十四歲，以她的優秀成績考入本校高中本來是沒有問題的，然而我的突然被捕，給了她很大的心理壓力，考試失利，也不敢告訴別人自己的爸爸被抓，怕別人誤會她爸爸是壞人。」
同時，須寅教授上課的一百多學生也受到影響，因為突然換老師，連教務處開始時都不知怎麼回事，代課老師換了，學生們不滿意；又換一個也不滿意；學生們都在尋找他們熟悉的須寅教授。當得知須寅因煉功被抓了，他的研究生還到看守所送衣服，說：「我的老師不是壞人，我們尊敬他。」
在勞教所遭受迫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日，須寅教授被非法關押在了團河勞教所，其中八個月被隔離在「小號」，只許1/3的坐在一個三十厘米高的小凳子上，一整天面壁不許動，不許閉眼睛，因為坐的受力面積小，時間一長就疼痛難忍，同時，隔三差五的找他談話，用這種辦法精神和肉體上煎熬須寅教授，讓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不許和任何人哪怕是眼光的接觸，以防止任何的鼓勵，欲以此達到讓他精神崩潰，最後放棄修煉。
在勞教所與家人通信受到嚴格限制，有勞教所認為不合適的內容就扣押了。家屬的來信都全被先查看，並用家裏的來信作為誘惑。
須寅教授回憶說：「當時父親有病，他們就拿著信說家裏有事，想不想打電話問問啊？我當然想打電話問問了。他們就說，你只要寫『保證書』，電話隨便打。在那個時候，這真是個誘惑。但我知道，那種不煉功的保證只是第一步，寫了保證就得寫『揭批材料』，就是罵法輪功啊，最後每一到兩個月還得進行什麼考核，關於法輪功的選擇題，合格後才能減期，這就是所謂的『學習程序』。」
「我就是不走這個程序，就是不想配合，因為我是重點對象，警察還暗中指使『包夾』折磨我。『包夾』就是被關押的看管法輪功的普通犯人，在勞教所裡，一點點恩惠就是極大的誘惑，包夾也不例外，所以警察的指使他們就會變本加厲的對待我們。我當著警察的面就直接指出『包夾』對我幹的所有壞事就是警察幹的。」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須寅教授被釋放出來後，清華大學強迫其再寫認錯和不煉功的聲明，否則不續簽教書合同。就這樣，一個優秀的大學教授只好放棄了為學生們「傳道、授業、解惑」的工作權利，攜全家妻小來到美國，重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