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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州大學千名師生營救法輪功學員

校報The-Standard再次登載大幅照片
文/美國密蘇里州大法弟子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為了聲援學生龐靳營救在奧運前被中共綁架的媽媽和姨媽,以及呼籲制止中共當局對法輪功學員長達九年的迫害,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學生在Bear Paw廣場舉行了「Help Rescue My Mom and My Aunt from China (幫助營救我在中國的媽媽和姨媽)」的征簽集會活動。校報以及當地的媒體都非常關注,校報再次登載大幅的照片呼籲全校師生共同營救正在中國遭受迫害的學生的母親。

集會從上午十點持續到下午六點,共徵集簽名一千多個。很多學生在瞭解了法輪功無辜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後,主動成為了集會的志願者,向更多的過路的老師學生講述發生在中國的殘酷的事實。Mary女士逕直走到征簽的大橫幅面前,雙膝跪在地上,拿起筆來寫下了:「中國:找尋回你們的人道主義。改變來自於我們每一個人。」

龐靳的父母在奧運前被中共警察非法綁架。她的父親不修煉法輪功,因保護自己修煉法輪功的妻子不被傷害而被警察強行關押在看守所長達一個月,現在龐靳的父親仍是二十四小時受監控的狀態。自從母親曹俊萍被綁架後,龐靳就再也沒法聯繫上她,外界也無從知道她的下落,包括家人、朋友去詢問,濰坊市公安局都惡劣的拒絕透露任何相關資訊。龐靳的姨媽曹俊峰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十日被非法勞教一年。

人類學專業的大二學生Sara向校報的記者講述了這樣的故事:「上個周的時候我正趕去上課,路邊站著的一個女孩遞給我一張紙,我沒有時間仔細看,匆匆應付了她一句『我很忙,等一下再回來』。等我看過龐靳的故事之後,我的內心被震撼了,我回去簽了名。我決定幫助她共同營救她的家人,還有那麼多無辜的法輪功學員,這非常重要。法輪功受迫害是一個全球都需要關注的問題。我也正在告訴我的朋友讓大家都積極參與進來。」她還說:「我把法輪功學員受酷刑的照片傳到Facebook上,我的同學朋友都非常震驚,他們看了覺得這太可怕了,可是我告訴他們『這就是正在中國發生的事實』。」

幾乎每一個路過的老師和學生都當場簽名表示聲援營救和譴責迫害。當路過的同學和老師們看到中共酷刑折磨法輪功學員的照片的時候,大家都非常震驚這些暴行竟然發生在當今的社會裏。他們說,真的難以想像一群和平的人,僅僅因為追求自己的信仰就要受到這種非人的待遇,美國民眾和美國政府必須一同來關注這件事情。
身穿「法輪大法好」T恤的Will(左二)在講真相征簽

清華教授脫離中共控制 揭露迫害真相

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須寅一家三口脫離中共封鎖,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抵達美國芝加哥,受到當地法輪功學員和多位原清華大學同事的熱情歡迎。中秋節之際,須寅在海外接受採訪,道出自己的生活經歷,特別是因為修煉法輪功而遭非法抓捕,關押在團河勞教所期間的遭遇,並表示要讓自己的學生和讓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共的鐵幕後面掩蓋的真實情況。

修煉法輪功後,須寅教授覺的精神特別好,工作效率高,身心健康,因其在本職工作中的優異表現,數次獲得清華大學校系先進工作者、多個國家級教學和科研成果獎等榮譽,在多個學期結束後的學生給予的評估中獲全系最高分,有的學生在評語中寫道:「須寅教授是我從中學到大學以來遇到的最好的老師。」他還在教學綜合評估中總分連續幾個學期獲得全校的前5% 。

風雲突變 堅守崗位心不動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開始非法打壓法輪功後,這個兢兢業業的教授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組織:校六一零辦公室。這個組織主要是由各個院系退休的黨委書記組成,再加上本係的黨委書記,天天輪番的都是中共的宣傳,還莫名的給了須寅教授一個「工會體育委員」的頭銜,不時的以開會為由看管著他,特別是到了所謂的敏感時期,須寅教授說:「有時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突然開會,回家才知道原來是什麼十六大召開,後來我就直截了當的把他們的這個把戲說穿。他們也很尷尬。」

採訪中他表示:「法輪功教我在哪個環境都要做好人,我就好好工作,上課,我的工作業績越來越好,是系裡的骨幹教師,系領導看我心態平靜,同事和其他導師對我的評價都很高,也就默許我煉,學生們也都知道我在煉法輪功,很多人暗地裡也很關心我,擔心我被打壓。」

然而,「六一零」辦公室的人眼看著須寅教授不為其所動,依舊上課,教書搞科研,便採取了另一種威脅的口氣:你這麼喜愛教書,你就不怕因為煉法輪功而教不下去?你就不怕被開除?

須教授回憶說:「我當時就正告他們,你們要開除我,必須出示正式通知,讓全校的師生都知道我被開除不是因為我的業務,而是因為我的信仰,因為我煉法輪功而被開除。」他們一看也就不敢用這個方式了。

突陷囹圄 遭非法勞教牽連無辜家人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早上,像往常一樣,送走女兒上學後,須寅本打算開始準備出全國研究生考卷,突然,二十幾個海淀公安分局的中共警察突然闖開未鎖的防盜門,進行搜查。他們沒有出示任何法律證件就翻箱倒櫃,翻出法輪功的書籍;然後,竟拿出空白的「訊問令」和「搜查令」,當場填寫,並以此將須寅教授和妻子拘捕。

在派出所被非法關押一天後,經須教授據理力爭,以孩子無人照顧為由,他妻子被放回家,而他本人卻被非法關進海淀看守所,第二天被「國家安全保衛處」的人提審。因須寅教授曾義務擔任清華大學煉功輔導站的副站長,被認為是重中之重的人物,國保處的人曾揚言:放誰也不能放須寅。須寅教授本人因而被非法勞教兩年。

後來,有的警察就直截了當的說:「我們抓人是有指標的,抓刑事犯有危險,抓法輪功沒有任何危險,還有獎金。」「我們現在抓人也是為兩年後的奧運作準備,就是要營造這種氣氛,你就是在奧運會之前被放出來,你也不敢動。」

須寅教授說:「這不就是國家恐怖主義嗎?他們有沒有想過這個,說抓就抓,給被抓人的家庭、工作帶來什麼影響了嗎?我們在北京沒有親戚,我妻子擔負著全部的家庭負擔,還要為我的生命安全擔憂,並為我被早日獲釋操碎了心,承受著沉重的精神壓力。我的女兒還不到十四歲,以她的優秀成績考入本校高中本來是沒有問題的,然而我的突然被捕,給了她很大的心理壓力,考試失利,也不敢告訴別人自己的爸爸被抓,怕別人誤會她爸爸是壞人。」

同時,須寅教授上課的一百多學生也受到影響,因為突然換老師,連教務處開始時都不知怎麼回事,代課老師換了,學生們不滿意;又換一個也不滿意;學生們都在尋找他們熟悉的須寅教授。當得知須寅因煉功被抓了,他的研究生還到看守所送衣服,說:「我的老師不是壞人,我們尊敬他。」

在勞教所遭受迫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日,須寅教授被非法關押在了團河勞教所,其中八個月被隔離在「小號」,只許1/3的坐在一個三十厘米高的小凳子上,一整天面壁不許動,不許閉眼睛,因為坐的受力面積小,時間一長就疼痛難忍,同時,隔三差五的找他談話,用這種辦法精神和肉體上煎熬須寅教授,讓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不許和任何人哪怕是眼光的接觸,以防止任何的鼓勵,欲以此達到讓他精神崩潰,最後放棄修煉。

在勞教所與家人通信受到嚴格限制,有勞教所認為不合適的內容就扣押了。家屬的來信都全被先查看,並用家裏的來信作為誘惑。

須寅教授回憶說:「當時父親有病,他們就拿著信說家裏有事,想不想打電話問問啊?我當然想打電話問問了。他們就說,你只要寫『保證書』,電話隨便打。在那個時候,這真是個誘惑。但我知道,那種不煉功的保證只是第一步,寫了保證就得寫『揭批材料』,就是罵法輪功啊,最後每一到兩個月還得進行什麼考核,關於法輪功的選擇題,合格後才能減期,這就是所謂的『學習程序』。」

「我就是不走這個程序,就是不想配合,因為我是重點對象,警察還暗中指使『包夾』折磨我。『包夾』就是被關押的看管法輪功的普通犯人,在勞教所裡,一點點恩惠就是極大的誘惑,包夾也不例外,所以警察的指使他們就會變本加厲的對待我們。我當著警察的面就直接指出『包夾』對我幹的所有壞事就是警察幹的。」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須寅教授被釋放出來後,清華大學強迫其再寫認錯和不煉功的聲明,否則不續簽教書合同。就這樣,一個優秀的大學教授只好放棄了為學生們「傳道、授業、解惑」的工作權利,攜全家妻小來到美國,重獲自由。

女研究生自述遭迫害經歷

文/李心怡

我叫李心怡,女,現年27歲。我是中國大陸浙江工業大學機電學院熱能工程專業在校的一名研究生,同時我也是一名大法修煉者。

今年四月,我終於衝破了網絡封鎖,打開了我們的明慧網站。看到大法弟子在中國受到的種種迫害,我淚流滿面。又有今年除夕大法弟子於宙在北京被迫害致死,我的心裏十分難過。於是在四月末的一次英語課上,我利用演講的機會向大家講清了這個事實真相,不料後來我所遭遇的一切隨之而來。

先是學院領導多次找我談話,並把我的父親從我的老家甘肅接來勸我放棄信仰。而且學院領導未經我本人的同意,強行將我在社會上的兼職工作停掉。後來在五月中旬的時候,我的父親回去了。

在五月下旬的一天,我去商場買東西,順便給一個保安講了真相,他們設計舉報了我,於是翠苑派出所非法拘留了我,當夜,鄧吉明警官在我餓著肚子的前提下審問我到午夜,而且國保大隊的隊長去我的學校實驗室把我三月份買的電腦非法扣留,還把我寫有真相的紙幣大約170多元沒收。在午夜後,方峻峰警官和另外兩名民警把我帶到了杭州看守所非法關押起來。

在經過難熬的38天後,他們給我強加了一個「取保候審」的法律程序,學校把我軟禁在學校夢溪村5號樓二樓的一間宿舍,在此期間第二次把我父親從老家找來和我同吃同住對我看管。在此期間,學校的保安杜月輝和王勇還有另外兩名保安當著眾人和我的面大罵師父和大法,前兩個保安還第二次闖到軟禁我的宿舍罵師父和大法,對此,我絕食大約8天進行抗議。

在七月末的時候,我又被非法帶到安溪東明山的洗腦班。大法修煉者有11人。他們每天給我們放99年「中央電視台」製作的那些栽贓陷害大法和師父的片子,這些片子嚴重的傷害了大法弟子的心,並且毒害了不明真相的世人。

由於我不配合他們的要求,司法局的徐如紅和王晴又搬來DVD放在我住的房間裡強行給我灌輸。我不願意聽,陪教幹部葛琳推我到牆邊擦傷了胳膊,而且幾次三番的辱罵我。他們也不讓我和其他人一起去飯廳吃飯,為此,我絕食抗議2天。

在這個班裡我們不准相互交流,不准使用手機和外界聯繫,恐懼的氛圍讓人人感到自危。就在這個非法的洗腦班快要結束的前10天裡,他們又把侮辱師父和大法的非法宣傳畫貼在走廊裡,為此我掀掉一張。不料司法局的領導指使不明真相的保安拿著師父的法像當著眾人和我的面一張一張的撕掉,還在師父法像上寫上侮辱師父的話並且在師父的臉上亂畫後貼在我的床頭上。為此我大哭一場,絕食抗議2天。在兩三天過後的一個晚上,我跑出房間撕掉了那些宣傳畫。

然而在第二天的早上,杭州市公安局的歐文生民警和安溪派出所的民警張俊生來到我房間審問我,他們又拿出師父的法像用打火機燒掉。真讓我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心痛不已。

在九月初這個班結束,我又被學校以給我最後一次機會的名義帶回學校,軟禁在朝晖六區的一個單元房間裡,不准使用手機和電腦。他們說如果我還堅持的話就過幾天送我去勞教所。由於我無法忍受迫害,於是今天晚上我跑了出來,在一個好心人的幫助下寫了此文。

另外我知道,就在這幾天司法局的那些人利用公款竟然去溫州旅遊,作為他們舉辦這個洗腦班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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