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振巖

2008年10月19日，新西蘭國家電視一台「星期天（Sunday）」節目中播放了記者在中國秘密採訪一個受害家庭的錄像，來自陝西咸陽的田曉衛和朱萍麗，他們的孩子田進因為吃了三鹿奶粉而死亡。田進在喝了三鹿奶粉後得病，父母借了將近一年的收入帶著孩子到處尋醫問藥，最終檢查出來是腎結石和尿路結石。但當時並不知道是因為奶粉的原因，醫生還推薦他們繼續給孩子吃三鹿奶粉。受害父母含著眼淚對著鏡頭說：「最後知道之後，我們後悔死了，咱娃有病唻，咱還在給他雪上加霜，一直餵三鹿奶粉。」田進在離開醫院後不久，於8月1日死亡，而中共當局卻堅稱三鹿毒奶粉致死的孩童只有4起，不肯承認田進是三鹿毒奶粉致死的嬰兒。

恆天然總裁安德魯·費瑞（Andrew Ferrier）在報導中披露，毒奶粉事件伊始，中共官員強烈反對公開召回三鹿奶粉，原因是「公共安全」。「他們說必須權衡公共安全和食品安全，在中國這方面的權衡很微妙（they said they had balanced what they called Public Security and Food Safety， and in China there was very delicate balance in that area）。」

原來在中共的辭典中，「公共安全」和「食品安全」還有這樣的區別。中國人一直以為公共安全（或社會安全）的基點，是中國的廣大民眾，而孩子更是祖國的明天，民族的未來，他們的安全自然而然的應該成為「公共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現在看來大家都錯了，其實「公共安全」和普通民眾無關，其真正意思是「中共的安全」。

這就比較好理解為什麼小田進「不得死於三鹿奶粉」：為了中共「安全」，「毒奶粉致死」有指標！「死亡指標」對新西蘭人或其他自由社會的人來說，聽起來可能有點像超現實主義的荒誕劇。其實瞭解中共本質的人知道，2003年SARS病橫行的時候，很多醫院就接到指標，限定死於SARS病的人數不得超額，所以不少死者「不得死於SARS」，而被貼上其它疾病致死；而自從中共迫害法輪功以來，更有密令，被關押法輪功學員「不得死於酷刑」，只能死於「疾病」、「自殺」，有的勞教所警察甚至叫囂「我們有死亡指標！」「上面有令，打死算自殺！」

「中共的安全」其實是「公共安全」的死敵。沒有了中共，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安全」。傳《九評》，助「三退」（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才是中國的和平之路。

毒奶事件在大陆促进“三退”潮

文／歐陽非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人把經念歪了。」這是很多中國百姓，包括一些西方人對中國問題的一種流行看法，不知不覺中認同了「上面的人是好的，搞壞事的是下面的人」這樣一個歪理。大家想想，中央的官員不也是從下面一層一層做上去的嗎？

舉個最近的例子。BBC中文網2008年10月10日有一篇報導《土地經營流轉：政府熱，農民冷》，講的是針對中共可能出台政策允許土地經營權買賣，記者就此採訪農民的看法。山東聊城種植果樹的農民史朝旭在接受BBC中文部記者的採訪時說，「中央的政策很好」，但又坦言，「農民不會從這一次的土地改革中受益」，因為「有法不依、權大於法」，也就是下面的人會把經給念歪了。記者問如何防止不念歪呢，史朝旭說，「只有把農民聯合起來，可是這很難。」採訪到此為止。

史朝旭看到了問題的實質，只有組織獨立農會，才能監督政府把「好政策」落到實處。可是，到底是誰不讓農民聯合起來？顯然不是鄉鎮領導和縣委書記能做主的，這種事情只有領導一切的「中共中央」才有決定權，也就是說，真正干擾「好政策」落到實處的，原來正是出台「好政策」的那同一夥人，難怪俗話說，中國的麻煩，「問題出在前三排」。

這就非常具有諷刺意味。一方面中共不斷出台「好政策」來緩解危機重重的民生問題，比如取消農業稅，減免學雜費，搞社會低保、社保和醫保，提高退休金等等；另一方面，中共又在處心積慮的出台「壞政策」來阻止這些「好政策」落到實處。不允許言論和媒體的自由，於是不能做好輿論監督；不允許司法獨立，於是不能維護社會公正；不允許那些享受「好政策」的百姓聯合起來，於是他們不能維護自身的基本權益不受侵犯；不允許信仰和修心向善的自由，於是不能提升道德和恢復誠信。

中共左手給出「好政策」，右手卻在使出「壞政策」。結果，不但「好政策」大打折扣，還會衍生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

文/華雲

99年7月20日以來，法輪功學員一直在反對這場迫害。一些海外的法輪功學員在超市發傳單，在中領館前靜坐，有的人會問，你這麼做是不是有人給你錢？

假如說你的親人需要你的幫助，你會向他要錢嗎？假如你的兄弟姐妹在國內受難，你在這邊為他們奔走呼號，你會要求報酬嗎？顯然不會。國內的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苦難，我們在這邊感同身受，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為他們呼籲，抗議中共的暴行，我們怎麼能要錢呢？

在基督教的早期，那些信徒們即使被扔進鬥獸場，被獅子咬死，也不屈服。難道這是因為有人給他們錢嗎？同樣，國內的法輪功學員冒著被抓、被酷刑逼供、坐牢甚至被害死的危險，去北京上訪、向民眾散發傳單，這又怎麼能用金錢來衡量呢？給你多少錢你願意去坐牢被酷刑折磨呢？

其實很多事情不能用金錢衡量。比如父母對孩子的愛，夫妻之間的感情，這些都不能用金錢衡量。孟子也講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或者說良心，每個人都有。我們看到國內的法輪功同修受迫害，幾乎每天都有迫害致死的案例傳出，我們如果不去譴責迫害、要求各界制止迫害，我們良心不安。這絕不是金錢所能驅使的。

假如在一個信仰中，人們幹什麼都要求報酬，那麼這個信仰就成了名利場，這個信仰也就不會再有人相信了。所以如果法輪功學員是為錢在做著這一切，那麼他們根本不可能堅持到現在。而且我們也根本沒有任何經費，所有的活動都是法輪功學員們的自費。中共的喉舌媒體造謠說美國政府給法輪功撥款，其實任何一個政府、組織或個人為法輪功反迫害提供資助都是對人間正義的極大支持，我們當然歡迎，但是美國政府確實沒有給法輪功撥款。中共這麼說，就是為了挑起中國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是栽贓陷害的一部份。

每當中外對比，顯出中國的落後時，有人總能找出百般藉口，予以辯解。尤其中美對比，顯示巨大落差時，有人就辯解說：人家建國已經兩百多年，我們才建國五十多年，當然比不上？

這一說法的最大誤區在於，把中共建政五十多年，當成了中國建國五十多年，即，把中共混淆為中國。中國歷史的起點，決不在1949年（中共建政）。作為中國的現代史，至少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革命），甚或 1840年（鴉片戰爭）。大一統之後的中國歷史，則至少起源於秦朝，即兩千多年前。

而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有記載的文明史，已經長達五千年。應該說，五千年前的炎黃時代，才是中國歷史的源頭，也是中國歷史的真正起點。

中共建政之前，中國歷史絕非一片空白。從四大發明，到鄭和下西洋；從戰國百家爭鳴，到唐宋詩詞璀璨。在漫長歷史的大多數時期，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都領先於世界。中華民族，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最倒退、最落後、最黑暗的時代，反而出現在當代，尤其中共當政的前三十年。

中共建政之日，中國剛剛經歷了數十年內外戰火，但中國經濟基礎仍然名列亞洲前茅。中共亂世之後，中國在世界的排名才急劇滑落。歷史是一條奔湧不息的長河，不能截斷，也不容割裂。中共混淆歷史概念，目的是為了掩蓋自己當政的反動、野蠻，與黑暗。（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我曾是一個服刑人員。「監獄」我們稱它人間地獄，我在那裏煎熬十多年，那是我罪有應得，不提也罷。現在我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向大家講述一個正、邪之分的事實。

人們常說正邪不兩立。對於社會這個大家庭來說，沒有執法者來治安、處罰、強制執行，那麼社會就亂套了。可是在當今國際社會講人權、重人道、經濟發展、信息發達的時代，中國的正邪卻錯了位，也就是今天我要說的在我身邊發生過的、目睹過的事實。

2002 年的冬季，聽同犯們說，獄裡又來了一批人，是修煉法輪功的，如何如何。在這之前，我曾在電視中知道點，說法輪功是X教什麼的。我沒有信仰，又隔絕社會多年，不敢妄加評論是邪、是正。只是憑著人性的理念，認為只要是修煉者，他都會行善事、積德，怎麼會去犯法呢？那麼不犯法又怎麼會到這裡？

就在我不解的日子裡，我們監區也分來一位法輪功學員。管教告知刑事犯，不准與他私談，並安排4－5人專門看管他，就連去解手也要跟著，定期查看他的衣物、行李，夜間更是嚴看。日子就這樣過著。

中國人講日久見人心，這個法輪功學員在平常的日子裡，盡顯出修煉人的德行、善良、真實、助人，從不與我們爭名奪利。刑事犯利用法輪功學員的善良，取借他們的財物不還、白用，他沒有怨言。可是即使是這樣，他還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逼他寫「四書」、認罪。這樣的人又有何罪可認。他不認罪，惡警實行高壓強制措施，不讓他睡覺。晚上，4人一班，每2小時換一班，圍他而坐，見他閉眼就推他，一連4、5天，他絕食抗議，管教就給他灌食。還有更殘忍的手段，夜裡不讓睡，白天把他放在空地裡，用360斤的大鐵桶扣住後，惡警猛敲鐵桶，巨響震他。手段層出不窮。人吶，都是人，他何罪之有，卻受著這樣的殘害。

還有一名法輪功學員，小腿被惡徒用槓子滾壓的不能走路，惡警從鼻子灌辣椒水，手指甲扎牙籤，翻出的財物不給開票據。手段之殘忍、性質之惡劣，與電視中日本人殘害咱同胞沒區別。什麼是「正法」，什麼是「邪法」，我內心深處有了質的改觀。同樣的一個法字，法度行為卻不同。同樣的「人類」，卻執行著不同的行為。不難看出正、邪之分，誰正、誰邪。

今天我講出這例事實，只是有一感想，是什麼使法輪功學員受著這樣的殘害和折磨，有的甚至失去生命，家破人亡，還初衷不改、堅信不移，還在洪揚大法，講清真相？其實這是給人類一個提示：大法洪傳，千載難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