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歐陽非

如果個別領導人對百姓的疾苦更體貼一點，對百姓來講當然是件幸事，但是功勞應該屬於他個人。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在中共這個體制中，個人並不能有多大作為。有人以領導人的個人魅力來為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找藉口，為共產黨的專制辯護，甚至認為共產黨有希望了，是非常錯誤和危險的，對民族的長遠發展甚至是極其有害的。

朱镕基當總理的時候，反腐敗可謂豪氣千丈，「九十九口棺材留給貪官，最後一口留給自己」之說，更是讓人民慶幸有個“好總理”。最後如何呢？腐敗是越反越腐。溫家寶作為個人，有體恤百姓之心，總理流下的眼淚感動著無數人民。他曾親自為重慶農民熊德民追討她丈夫被拖欠的工資，此後發出了「從源頭上防止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怒吼，一些地方政府還成立了替工人追討工資的辦公室，名為「追討辦」。可是，這些年下來，拖欠農民工資的問題解決了嗎？人們看到的只是拖欠工資愈演愈烈，甚至引起暴力事件，看到的是溫家寶的孤立和毫無效果的堅定。原因很簡單，溫家寶身為總理，可以為農民工流下同情的眼淚，卻不能給予農民工聯合起來組織獨立「農民工會」、維護自身權益的天賦人權。集會自由是中國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貴為總理的人，連憲法賦予的權利都不能為民作主，還奢談什麼呢？

朱镕基和溫家寶的無奈，表現在他們只好用卸任或者死後別人如何評介他們來安撫自己的良心。2000年，朱镕基說他希望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就很滿意了。2008年，溫家寶在紐約接受採訪時說，希望在他離開人世之後，人們能記住這位總理遇到災難沒有退縮，沒有享受特權就滿足了。

總理們的無奈之情，就是共產黨體制對中國發展前途橫加制約的最好說明。如果因為總理們的親民，而「愛屋及烏」的滿足於共產黨的現狀，或者指望共產黨自己的改良，那麼，不但對民族是個災難，就是對親民的總理們來說，也是辜負了他們的願望。

照理說，越是體恤百姓的領導人，越願意傾聽百姓的呼聲，那麼，我們老百姓就越是應該把中共壓制百姓基本人權的事情向他們呼籲，越是應該揭露共產黨的流氓和邪惡，讓親民的領導人看到民意，看到來自民間的支持和道德勇氣，這樣豈不是更能讓他們擔負起歷史的責任嗎？

退一步說，如果這些親民領袖是想用自己的姿態來為共產黨塗脂抹粉，來延續共產黨解體的命運，只在乎後人如何看待自己是不是個清官，而忘卻了自己的歷史責任，在最需要他們去從根本上動搖中共統治，從制度上為老百姓保障社會公正的時候，他們選擇了逃避責任，選擇了配合共產黨，甚至被共產黨利用來麻痺百姓，那麼，從長遠看，這些領袖們也許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三個河南民警在派出所裡打死23歲河北青年杜學雷的消息曝光後，網友反響激烈。面對一再發生警察濫用職權的惡性案件，有人發出了「我們最最敬愛的溫總理啊，你在哪裏啊？」的呼喊。這一聲呼喊，有對總理的期待，更有對總理歷史責任的譴責。

中國人不再相信眼淚，中國人要的是結束共產黨殘暴專制的勇氣。

大凡宗教，都主張仁愛、博愛、慈悲、關懷、奉獻。宗教信仰和信仰自由，是文明國家立國的基石，尤其在西方，更是優良傳統。在西方國家，大多數民眾具有宗教信仰，少數不具信仰者，也深受感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宗教情懷。真正的宗教信仰者，渴望上天堂，而恐懼下地獄，他們待人以誠，積極行善，至少不幹壞事。這正是西方道德水準高、社會秩序好的主要原因之一。

南北朝時代，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基督教傳入中國，則僅僅始於近代。然而，多數中國統治者囿於狹隘思維，唯恐宗教信仰危及其專制利益，有意防範，甚至閉關鎖國。以至於，宗教信仰始終未能在中國社會形成主流。
由於普遍缺乏信仰，大多數中國人，將今生今世的富貴，即俗名俗利，當成人生的最大追求。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劣質部份，權力、官位、富貴，幾乎成了同義詞。故有「苟富貴，不相忘」和「取功名，圖富貴，平生足願」等直言不諱的說法，並影響至今。中國社會道德普遍低下，原因也在於此。

中共狂言：「宗教就是鴉片。」為此大規模毀滅宗教神跡、鎮壓宗教活動、迫害宗教信徒，激起人神共憤。人類已經跨入二十一世紀，但在中國，凡家庭教會、地下教會、及一切非官方教會，甚至氣功流派，都仍然在中共的「打擊」之列。中共自稱「無神論者」，實際上，中共害怕的是，民眾信神而不信中共，將危及中共的獨裁統治。中共逆天而行，直接引發當代中國社會道德災難：物慾橫流，人慾橫流，肉慾橫流。人性淪喪，人性泯滅。認錢不認人，笑貧不笑娼。（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文／陳明

朋友，古人說過這樣一句話：「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當然這不是說君子貪生怕死，而是說君子決不應該去做愚蠢的犧牲品；所以古人又說：「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

殷商末年，殷纣王腐敗，人心所背，微子曾多次勸谏，纣王根本不聽，於是微子又勸纣王的大忠臣比幹不要對纣王抱什麼幻想了，唯一的選擇是遠離他，以保自身。比幹不聽勸告，還要為纣王效力，結果被剖心而死。我們想想，比幹這樣死去，值不值得！

春秋時期，當越王勾踐得勢之時，范蠡也像當年的微子勸比幹一樣的勸說為勾踐賣命多年的文種：還是離開的好，鳥盡弓藏啊，（這時范蠡自己已經逃離了）而文種並不相信這個忠告，最終被勾踐逼殺。而明智的范蠡卻做了富翁。

還有後來的韓非子和李斯，他們都趨之若鹜的到了秦國，可結果怎麼樣呢？一心為了秦國的韓非子只落得個被迫自殺的下場；為秦國效勞四十多年的李斯則更慘，被腰斬和滅族。

再舉個現代的例子：胡適是中國現代的文化鉅子。他在1949年要離開北京的時候，他的小兒子胡思杜執意不走，說我沒幹過什麼對不起共產黨的事情，我怕什麼？我不走。胡適夫婦沒辦法，就只好任其所選吧。胡思杜受欺騙，當時盲目的愛共產黨，還曾經寫信給胡適，說這邊很好，勸父親回來，說北京大學校長的位置還在等著您呢。共產黨也在不遺餘力的「統戰」胡適。當然胡適對共產黨的本性的認識是毫不含糊的，他說：「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裏，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裏也沒有。」他當然不會自投羅網。到了1957年，在「反右派鬥爭」中，胡思杜就是理所當然的「右派」了。就因為他是胡適的兒子，表現的再積極也不行。最後，胡思杜只有在絕望中上吊自殺了，只留下一篇淒涼文字作為歷史的見證。

假如比幹、文種聽從了勸告，假如韓非子、李斯不去秦國，假如胡思杜當年也隨父而行的話，事情又將是如何的呢？「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這又是一句多麼意味深長的囑咐啊。

前蘇聯的亞戈達是斯大林「大清洗運動」中以處死別人為專業的大紅人，可是誰知他的下場也像被他處死的那些老布爾甚維克一樣悲慘；而且他的接班人葉左夫的結局也是一樣；還有貝利亞等，以及在清洗中被殺害的接近兩千萬的蘇共黨員、蘇聯民眾，不都是葬身於「危牆之下」的嗎？

中共的頭頭們遭殃的更多，中共自己也一直吹噓其黨內鬥爭多麼殘酷。比如劉少奇一夜之間從國家主席被批成「叛徒、內奸、工賊」，直到悲慘的死亡。比如李立三、李達、彭德懷、趙紫陽，甚至於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王洪文等等，等等，這些人他們的悲劇結局，不管他們給共產黨做了什麼，多麼的「輝煌」一時，其結果都是一樣的，都是悲劇。只要他選擇了共產黨，那麼這種慘劇的發生就是必然的，就僅僅是個時間問題和形式的問題了。

中國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在一次又一次的顛倒黑白、製造仇恨與血流成河的慘劇之中，不都是被綁架在共產主義的紅色「危牆之下」的嗎？在水災中，在薩斯瘟疫中，在礦難車禍中、在愛滋病、肝炎、口手足病、禽流感之中，在地震中、在時刻都有被搶劫、打殺、偷盜的危險裡，以及防不勝防的毒奶粉、毒大米、毒麵粉、地溝油的重重包圍之中，在瞞和騙、搶與奪、打與殺、恐怖與偽裝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裏生活的我們，試問誰沒在「危牆之下」呢？

那麼，怎麼辦？很簡單，那就是「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那就是趕快離開它，不要當比幹、文種，更不能成了胡思杜。

良禽尚可擇木而棲，良臣可以擇主而事，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擇路而行呢？那麼如何擇路怎樣而行呢？那就請讓我們讀讀《九評共產黨》這本曠世奇書吧，這樣共產黨的真相我們就會大白。

文／小星

我是一名普通的長沙民眾。今年十月，我得知湖南省婦幼保健院門診手術室護士賀祥姑因修煉法輪功被關進湖南省腦科醫院（湖南省第二人民醫院，原湖南省精神病院）並遭注射損害神經的藥針後，很為她不平。將一個正常人關進精神病院還給她打抗精神病的藥，這不是犯罪嗎？！

出於同情，我決定要為這位護士做些什麼，我想到了打電話，由於114查號台沒有省婦幼院長與書記的電話號碼，十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撥打了省婦幼保健院的幾個相關科室的電話，希望自己的行為能對營救這位善良的護士有所幫助。

然而，令我不曾想到的是，連續撥打省婦幼的三個電話，我都遭到了十分惡劣的對待。

我首先撥通的是賀祥姑所在部門門診辦公室的電話，一位中年女士接了電話，然而我剛剛說明自己打電話的用意，這位女士就提高嗓門、不耐煩地說：「現在是上班時間呢，你影響我的工作，你曉得啵？！」說完，還沒等筆者回答，中年女士就掛斷了電話。

第二個電話，我撥打的是該院院辦公室的電話，接電話的是一位聲音沉穩的男士。單憑聲音而言，這應該是位好打交道的先生。然而，更奇怪的事發生了，我剛說完「 你好」（我講的是標準普通話），這位先生就把電話線掐斷了。我再撥打，比這更怪的事發生了，這位先生直接掐斷了電話。深感奇怪的我再次撥打，這回聽到的是忙音――電話占線了（當然，更有可能的是這位先生把電話筒直接拿下來了）。後來，跟友人提起，我才恍然大悟，敢情這位先生可能接到海內外關注此事的正義人士打的此類電話多了，幹脆聽都不聽，就直接掛了。

最後一個電話，我撥打的是省婦幼黨委辦公室的電話。接電話的女士異常警覺，還沒等我說清打電話的意圖，就開始盤問我：「你是什麼人？」當我剛剛說出賀祥姑的名字後，她便手腳飛快地立即掐斷了電話。

因為此前並不曾有過與湖南省婦幼機關各科室工作人員打交道的經歷，因此，這三個被掐斷的電話，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我非常詫異。我不明白：這個醫院的員工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敵意來對待一個心懷善意打電話給他們的普通民眾？！又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在聽到賀祥姑這個名字後是如此不正常的反應呢？！

我由此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古人云：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聽說，十月十日，賀祥姑遭腦科醫院暴力注射損害神經的藥針後，腦科醫院四病室那些輕微的精神病人知道了，都憤憤不平、深表同情，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湖南省婦幼的工作人員們，面對自己身邊的同事――他們所公認的好人賀祥姑遭受種種非人迫害時卻是如此的冷漠無情，無動於衷呢？！為什麼一個正常人的良心還不如一個精神病患者？！

我想起了《九評共產黨》中一針見血的評述：「以黨性取代和消滅人性」。是啊，正是在中共建政以來泯滅人性的黨文化洗腦宣傳中，人們喪失了自己對於善惡、正邪的判斷能力與衡量標準，淪為了把「黨」的好惡當成自己的好惡，不辨善惡、麻木不仁的應聲蟲。這個把自己一貫標榜成「偉大、光榮、準確」的黨，正是吞噬千千萬萬中國人良知的惡魔。

三個被掐斷的電話，令我想到了很多很多，而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每位大陸同胞都能早日覺醒，認清中共惡黨的真面目，早日退出黨團隊，擺脫邪靈附體，唯有這樣，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擁有真正美好的未來！

備註：長沙法輪功學員賀祥姑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被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