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靜慧

勞動教養制度是中共邪黨從前蘇聯引進，形成世界上獨有的制度。

一般認為勞教制度始於1957年，名義上是為了管理「游手好閒、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主要針對的對象是「不夠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合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的」人員。其實當時這主要是針對全國被劃為右派的人員。

在隨後一年左右，全國立即建起一百多處勞教場所，開始形成縣辦勞教、社辦勞教、乃至生產隊也辦勞教。全國勞教人員很快就被收容到近百萬。從《我的右派經歷》等書籍中，後人可以看到所謂改造的殘酷程度、滅絕人性。1961年，公安部承認：「擴大了收容範圍和收容對象，錯收了一批不夠勞動教養的人。在管理上和勞改犯等同了起來。生活管理和勞動生產上搞了一些超體力勞動，造成了勞教人員非正常死亡的嚴重現象。」1999年後，大批法輪功信仰者被投入了勞教所受迫害，勞教所針對法輪功學員的強制轉化幾乎每天都在發生，警察打人折磨人致殘致死的現象仍在上演著。

勞動教養制度違反了《憲法》、《立法法》、《行政處罰法》，並與中國政府簽署的人權公約相背。中國被勞動教養的人員沒有明確的期限，很多人重複勞教，歷史上最長長達20多年。中國被勞教的人員沒有明確的範圍，勞動教養成為當局用來對付異議人士、限制其自由的重要手段。勞動教養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由於其法理缺陷，在大多數案件中，法院會因為敏感性拒絕立案。

2007年底，包括經濟學家茅於轼，維權律師李方平，學者胡星斗等69位中國學者和法律界人士聯署發表了公開信，呼籲取消勞動教養制度。

但是，勞教制度是中共賴以生存之道，廢除「勞教」這種維持獨裁統治的手段，中共是不會通過的，或者有人說一定會變相維持的（比如把勞教所更名為學校）。中共不會觸動自己的統治根基，其作為國家機器的暴力工具。因為，勞教制度根本就是中共極權體制的縮影。

文／歐陽非

（接上期）

3.所謂醫改新政和全民醫保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佔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

比起特權階層來，普通老百姓就很慘了，「看病難，看病貴」成為三座大山之首。於是，政府搞醫改，改來改去，大家都感歎「醫改為什麼這麼難」。原因很多，單看看官、商、醫勾結，權錢交易的一個具體例子，就知道為什麼這麼難。正常情況下一個新藥從研發—評審—臨床—批准至少需要五年的時間。而在中國這種研、審、批的時間可以縮短到幾十天，原因就是評審專家成了藥廠開發的高薪顧問，權威高官當上了坐地分錢的「參謀」，老藥翻新，舊藥新裝成了藥廠公開的秘密。

「全民醫保」當然好，但中共願意拿出多少錢來幫助百姓呢？目前中國實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就因為投入不足，非常脆弱，再要政府全面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難度會相當大。人多資源少，全民醫保肯定會導致病人排隊等待數月數年的現象。在一個體制腐敗和道德墮落的國度，有權有勢有錢有門路的人，總能在排隊中優先得到服務，而普通百姓就只好等死了。

政府投入不多，還被層層貪污拐騙。「杭州警方破獲4500多萬元的騙購醫保用藥大案」，「寧夏查處內外勾結挪用醫保資金3200多萬元大案」等等，看看這個社會到處都是的蛀蟲，就可知道在中國要想實施醫改和醫保的任務多麼艱鉅。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讓誰做出最大的利益犧牲？中共的利益規則是讓弱者更多為社會發展做出犧牲。怎樣使用公共衛生資源能產生最大的效益？中共選擇了城市利益優先於農村。在醫療資源短缺的背景下，誰可優先享有？中共讓有權有勢的優勢群體優先享有成為一種下意識的選擇。

4.所謂全民社保

被稱為「救命錢」的社保，這幾年曝光出來的腐敗案層出不窮。舉幾個典型案例。比如，2006年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目前已知的涉案人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市委書記陳良宇，上海市寶山區區長秦裕，上海市社會保障局局長祝均一，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等。該案涉及社保基金32億元。「社保基金為何大案頻發」，一度成為媒體報導的熱點。看看媒體報導的標題，「陝西漢中查處社保金大案　一批官員被處分和撤職」，「浙江金華爆數億元社保金大案　常務副市長被雙規」，「遼寧爆社保大案　地方官員挪用農村千萬養老基金」……這些是被曝光的，沒有被曝光的就更是不知道有多少了。

老百姓自己的錢，自己都沒有辦法監督，這不悲哀嗎？

5.「民生政策」的欺騙性

中國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常常錯綜複雜，加上這些年體制的制度性腐敗和社會道德誠信的普遍墮落，要解決起來非常困難。何況中共還左右手互相掣肘，效果大打折扣。就本質來說，中共出台的這些民生政策本身只是針對那個領域的龐大問題的一個小小措施而已。但是，經過中共媒體的主旋律宣傳，很多人自然的就以為政府解決了這些複雜的民生問題，從而生出了對共產黨的幻想。回想當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時代，覺得很荒唐；其實，多少年，回想今天人們對共產黨關注民生構建和諧社會的幻想，一樣會覺得很荒唐。

衡量民生政策的效果，有一個指標，就是這個社會的「和諧程度」。新華社下屬的《瞭望》新聞週刊最新一期引述政府統計說，2006年中國爆發的群體性事件超過9萬起，「並一直保持上升勢頭」。報導以甕安事件為典型，稱無論從參與人數、持續時間、衝突劇烈程度、造成的影響，甕安事件揭露了「社會底層積累的民怨不容小視」。

中共左手給出「好政策」，右手拿出「壞政策」，老問題解決不了，新問題更是層出不窮，社會矛盾肯定越來越大。所以，看見共產黨左手的「好政策」時，千萬別被迷惑，一定要盯住共產黨那只骯髒邪惡的右手在幹什麼。（待續）

有人說：「幹嘛老罵共產黨？幹嘛老批評共產黨，你們應該幫助它，給它提建議。」還說：「那樣效果更好」。顯然，有人經中共長期洗腦，習慣了共產黨的謊言，也習慣了共產黨的統治，乍聽得對共產黨的批評，就顯得不習慣、不適應、以至不舒坦。那些長期把中共混淆為中國的人，尤其顯得不適應和不舒坦。

且不說，無數的教訓是，那些幫助共產黨、給共產黨提建議的人們，都被打成了「右派」和「反革命」，遭到無情鎮壓、殘酷迫害、乃至肉體滅絕。就連民主制度下，民選的執政黨，都經常受到社會的批評；那麼，有什麼理由，我們要對專制制度下，獨裁的執政黨，網開一面？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然而，它的總統和政府，卻經常受到媒體和民眾的批評。歷屆美國總統，幾乎都是在激烈的批評聲浪中，度過了他執政的四年或者八年任期。拿民眾權利和政府權力相比，美國實際上是「大社會、小政府」。而這恰恰就是美國富強的原因之一：政府在民眾和輿論的嚴密監督之下，不可能做出違背民眾利益、損害民眾權利的「出格」事。

有人說：「批評共產黨，沒有用！」事實上，最近幾十年，中共的許多政策變遷，不管它承認還是不承認，都是在國內外批評聲浪的壓力下，被迫作出的調整。從 「改革開放」到「建立和諧社會」；從逐步取消戶籍制度，到一舉取消收容制度；等等，莫不如此。獨裁者的特性就在這裡：民眾不抗爭，它就不讓步；民眾短促抗爭，它也不讓步；只有民眾持久抗爭，它才可能勉強讓步。正所謂：「滴水穿石」。

還有人說：「在海外批評共產黨，沒有用！有本事，就回去。」事實之一：不是流亡人士不敢回去，而是中共心虛，不敢讓流亡人士回去。事實之二：當國內輿論不能發揮監督作用時，國外輿論卻發揮了相當的監督作用。海外輿論和流亡人士的批評，不僅令中共心驚肉跳，稍能節制其肆無忌憚；而且，成為國內民眾的信息補充和精神補品，鼓舞他們抗擊獨裁的信心。此等效力，猶如「出口轉內銷」。(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文／夢非

對於美好的事物，讚頌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讚頌的含義在當今的中國就變的格外的不一樣。

讚頌在中國幾乎從有人類的時候就有了，古人通過舞蹈和音樂的形式讚頌天地和神明，表達一種感恩和敬畏；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相繼出現了一些優秀而美好的事物或人物，讚頌也相應的擴展了，比如對英雄的讚頌和對聖人的讚頌。讚頌唯有發自內心才顯得真誠和寶貴，讚頌表達出對真正價值的認同和宣揚，這樣的讚頌散發出的是一種耀眼的光芒！

隨著共產邪惡主義的產生，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讚頌幾乎被邪黨所專用。從人造的「紅太陽」到騙人的「偉光正」，在中共統治中國的五十多年裡，形成了一套典型的「馬屁」文化。從此，讚頌不再是發自內心的，而成為一種政治上的需要和生存的自我保護。也是從這個時候起，讚頌和無恥原本不相關的詞因此有了緊密的聯繫。

當人造的神暴露出醜陋面目的時候，當惡黨的腐敗被人唾棄的時候，中國人從原本不善輕易的讚頌經歷了被欺騙和脅迫的讚頌後，發展到了對讚頌的過敏和厭惡。共產邪黨利用中國人迫害中國人，利用傳統文化破壞傳統文化，利用人們對美好的嚮往踐踏一切美好。共產邪黨幾十年來對讚頌的綁架，使得當今的中國人不習慣真心的讚頌！

當看到全球華人新年晚會的壯美和神聖後，西方觀眾表現出了由衷的讚頌，那種發自內心的讚頌和毫不吝啬的讚美之辭，表達的是一種正常文化背景下人們對美和價值的認同與驚喜。當真善忍的美好被全世界讚頌的時候，我們中國人是否還滯留在過去的陰影和謊言中？！

當我們能夠自由的發自內心的讚頌美好和神聖的同時，我們的心靈在復甦和覺醒；當我們不再吝啬我們的溢美之辭時，我們就是在回歸遠古的真誠。全球華人新年晚會不僅僅是一場沒有黨文化的晚會，更是一場徹底清洗黨文化的盛會，晚會的成功引領著國人的讚頌，啟發著源於心靈深處的讚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