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远村

舞台上投影背景的运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无边的大海，辽阔的草原，浩瀚的星空，烘托烘托舞台效果，很平常的。但是，为什么神韵演出中的天幕能给观众如此巨大的冲击呢？

职业舞蹈家詹姆斯·齐默尔曼（James Zimmerman）从事34年传统舞蹈艺术表演，是前著名舞蹈家Milly Von Konsky以及将俄罗斯古典舞蹈带入旧金山的俄罗斯大师 Vladimir Pilfolov的学生。他在欣赏了神韵在加州硅谷的演出后激动的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优秀的制作：把天幕、现场乐队和舞蹈这样结合起来的神奇、不可思议的晚会。”“我见过许多优秀的舞蹈团，神韵是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是极品中的极品。”

罗伯特·泰勒（Robert Tyler）是著名动漫艺术家，在他四十年的动画设计生涯中，参与过包括好莱坞经典巨片《钢铁巨人》、《蜘蛛人》、《X战警》、《加菲猫》等六十多部电影的制作。罗伯特在洛杉矶看完神韵演出后，对神韵的动感天幕赞赏有加，“天幕背景非常独特，人物在动态天幕中出现，最后活生生地出现在舞台上，我非常喜欢！”

第二次观看神韵晚会的加拿大著名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家查尔斯·派斯特（Charles Pachter）以女王、枫叶和驯鹿画闻名于加拿大。查尔斯对于演员从舞台过渡到电脑动画，生动表现人物升上天堂的转换过程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在表现古老传说节目中的运用，真是天衣无缝，非常美丽。”

在美国的印度歌星、作曲家Patel先生是第三年看神韵演出了。他很喜欢神韵的大型天幕，认为“将现实与天上结合起来了。让人明白古人的文化与智慧是从天上来的”。

除了创意非凡，技术精湛之外，神韵的天幕之所以特别能打动人，正是因为它真的是“天”之幕。虽然神韵的天幕也常有大海，草原和星空，但是，天幕的主线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高超的动感设计生动形象的展现了神佛从天国世界下到人间，或者修炼人返本归真，飞升到天国世界的过程。恰如这些神韵观众所感受到的，神韵的天幕把天国世界和地上人间有机的结合了起来。神韵的天幕不再只是一个烘托舞台的背景，天幕成为了舞台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且把舞台从剧场延伸到了天国世界。

世界著名雕塑家斯蒂弗·托宾（Steve Tobin）观看了神韵在美国费城的演出，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最后一个节目尤其令人震撼和思考，仿佛将整个宇宙呈现在了人的面前。”

正是如此。神韵的舞台有多大？天上人间，无远弗届，犹如整个宇宙。人类还有比这更大的舞台吗？正是这种洪大而深远的气势，“我们都是天上客”的智慧的光芒，冲击着观众。纯善纯美的演出，传递出的神圣内涵直达观众内心深处，感动着观众，震撼着观众，甚至让观众也成为了舞台和这部历史大戏的一部份。

一位来自天津的女士在受访之际，反复强调，她自己是非常坚定的无神论者：“以前几乎只要一提到神，马上就不信，根本不要再往下听了。”但是，当看了那个迫害的节目（《迫害中我们屹然走在神的路上》），天幕上出现法轮功的人走在半空中就成了佛的时候，她觉得这是很自然的过程，无神论的观念一下子不见了。

神韵的天幕手法，真是神奇而且具有改变人心的力量。

从事舞蹈历史和舞蹈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佛里曼博士（Dr. Jeff Friedman）在旧金山歌剧院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说，“大型投影天幕的启用，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视觉效果。”

佛里曼博士认为，“神韵呈现的舞蹈形式在美学上代表一种新的转型的出现。”

神韵真的是在开创未来。

文／千载云

朋友，您知道有这样一种特别的东西吗？它能让高飞的天鹅变成跛行的丑鸭，美好的人性变成扭曲的灵魂，理性的思想变成狂躁的恶行。

它是一种枷锁，也是一种剧毒灵物。它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又是无时不在的。

如今的国人，特别是四九年后出生的人，从呱呱坠地起，就被戴上了无形的枷锁，这种枷锁不是套在脖子上，也不是扣在手脚上，而是戴在人们的思想上，它锁住的是人的头脑，人的灵魂。由于人们一出生被戴上，由于这种思想的枷锁又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人们并不自知。

这种枷锁束缚住的是人的思想，久而久之，由于在国内环境内看到的听到的说到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这种枷锁就会越套越紧，越扣越深；由于它是一种剧毒灵物，由于日久天长的慢性侵入，从“皮肤”而入“骨髓”，人们也会深受其害而不自知。

三十多年前，当中共党魁毛××为保自己大权不致旁落，非法将国家主席打倒，并“踏上一只脚”，要将其“批倒批臭”，“永远不得翻身”，人们皆举起拳头，仇恨的看着他，狠狠的说：谁要他反对毛……呢？活该。

后来在六四时，当中共军队疯狂的将坦克碾向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时，江泽民以一己之私，慘无人道的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信众时，也有的人说：要是我，也会这么干。

这种毫无良知、不明是非的变异的观念，就是在这种枷锁的长期桎梏和剧毒灵物的长期浸泡下形成的，这种无形的枷锁和剧毒灵物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共“党文化”。

“ 党文化”就是支撑中共暴政统治而长时间形成的反传统、反人性、反文明的一种谎言暴力文化。当然，“党文化”不仅是上面的几种简单表现形式，其表现是多方面的，纷繁复杂的，它深入社会各个方面，深入人们的思想骨髓。而今人们的一思一想，一言一语，只要您稍作留意，发现人们的言行无不打上“党文化”的烙印。

如传统文化中讲“仁、义、礼、智、信”，而中共则多行不仁不义之事，背信弃义之事；中共“党文化”是没有人性的，如文革时闹得父子相斗，夫妻反目，今天又拜倒在权钱之下，人们为了手中的权力和金钱，相互倾轧，六亲不认；中共党文化毛时代是斗争文化、红色文化，现在是没有道义底线的腐败堕落文化、黄色色情文化，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中共的“党文化”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江某人的“三个代表”就是典型代表。

有人认为“党文化”的核心是它的那套无神论，我觉得很有见地。人们常说“举头三尺有神灵”，信仰神佛的人都比较善良，不敢随意做坏事。十年前看过一则报导，一辆东风带挂的汽车晚上停在一个村头，深夜车上的物质被村民抢劫一空，后来调查这个村只有两个人没有抢物质，一个是基督教徒，另一个是个瘫痪在床的人。这位基督教徒知道做坏事是有违神的教导的，所以他不会去抢。

中共通过对人们几十年的反复洗脑，使相信无神论的人不知敬畏，胆大妄为，无神论毒害了中国十几亿人。无神论严重破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乱了人伦；无神论变异了人们的善恶、是非观念，使世风日下，人们的欲望一天天膨胀，社会一天天的堕落下去。

当然我这里只是讲了“党文化”的一些皮肤，要想更深刻了解“党文化”的本质、危害及体解“党文化”的方式方法，请看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

如果想挣脱“党文化”的精神枷锁，彻底清除其毒害，就要破除“党文化”，将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自由的高飞，美好的人性才能得到全面的舒展

文／舒真

“我把他视为我生命的一部份。”被绑架八年之久的瑞士女孩纳塔莎坎普希（Natascha Kampusch）在得知绑架者自杀身亡后失声痛哭。

这桩轰动全世界的绑架案的受害者纳塔莎坎普希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时年十岁的纳塔莎于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在上学途中被绑架，之后被禁锢在一个地下室里。因为绑匪以杀死她的所有亲人和邻居相威胁，致使纳塔莎放弃了很多次逃走的机会。纳塔莎于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终于逃出之后，绑匪立即畏罪自杀了。

按照常理，纳塔莎应该感到解脱才对，但是没想到她却把绑匪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为绑匪的自杀感到由衷的伤感并失声痛苦。警方心理专家认为，纳塔莎可能产生认同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种被医学界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精神病，是在一九七三年瑞士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发生的抢劫案后被医学界重视并闻名于世的。当时，受两名匪徒劫持的四名银行职员中，有两人出庭为劫匪辩护，甚至其中一名女士与一名服刑期的匪徒订婚，并在后来嫁给了他。

在死亡威胁的极端情况下，求生的受害者由于与施害者近身相处，渐渐产生出不合常理的正面感情，主要是因为极力求生的欲望变成了对施害者的希求，绑架者稍许弱化的凶残都可能演变成受害者幻想被优待的期盼，甚至，受害者会因为暂时还活着而生出对绑架者的感激或者爱情。这种发生在绑架案受害者身上特别的精神病，显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对人性的扭曲，是受害者遭受巨大伤害的表征。

可悲的是，这种悲剧却普遍发生在中华同胞身上。无数的同胞，虽然明确的认识到中共的邪恶，甚至与它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一提到退出这个邪恶及其相关组织，一想到中共的灭亡，马上就表现出强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代表性的说法就是：“退了我怎么生活呀？”“中共灭了中国怎么办哪？”等等，好象离开了中共自己就活不下去、中国就难以为继似的！

被中共绑架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凌辱之后，今天的海内外同胞，在历次所谓的“政治运动”中直接或间接遭受迫害的，在中共灭亡之前极度腐败过程中饱受欺凌的，数以亿计。按照常理，这部份人无不想早日过上没有中共的宽心日子，无不想尽力摆脱这个邪党。

但是，就象那位银行女职员主动要重回绑架者“怀抱”一样，很多有幸挣脱中共的绑架来到了自由世界的同胞，不仅对自己遭受的苦难只字不提（这就附和了中共为逃避罪责堂而皇之的“向前看”的说法），甚至转身“拥抱”中共，反把给自己制造苦难的根源——中共，当作自己的“终身依靠”；就象纳塔莎把绑架者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一样，因为长期与邪恶“同呼吸”，很多同胞不自觉的就认为自己与邪恶“共命运”，担心没有中共的中国就会乱，正像纳塔莎担心所有的亲人和邻居会被害一样。

中共一再宣称没有它的领导中国就要乱，这和绑架者对纳塔莎的威胁如出一辙。但是，就象纳塔莎成功出逃后绑架者立即畏罪自杀身亡一样，中共在人们都抛弃它之后，它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消亡，而中国会因为消去了最邪恶的致乱因素，走向安定和美好。

反过来看，不愿意脱离邪恶中共的人，虽然也是受害者，但是却不自觉的成为邪恶份子继续行恶的实际支持者。试想，在绑架者逞凶的时候，因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与作恶者难舍难分的人，其命运将会怎样呢？在解救人质的正义行动中，不是与绑匪一样，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吗？

当然，与现实中的绑匪不同，中共是反人性、反宇宙的非现实世界的邪灵，它通过控制人的思想而达到控制人行为的目的。所有的中共党徒（包括所谓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等），都是这个邪灵的“肉票”。这些“肉票”的一部份因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过于严重，已经成了中共这个邪灵在现实社会中“忠实”的体现和“化身 ”，成为现实社会中绑架其它“肉票”的凶手，难以摆脱与中共共同消亡的命运。

作为被中共绑架的同胞，要想不真的“嫁给”中共这个邪灵，真的摆脱性命之忧，首先要解决的是摆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折磨，而良药就是《九评共产党》。

一旦噩梦醒来，真正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又有谁不愿意象纳塔莎那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呢？